文革回忆录《少年凯歌》——陈凯歌节选一九六五年,我十三岁了。我开始在人前饶舌,又在饶舌者面前假装沉默。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原谅在过去,不是这个理由。因为你确实已经十三岁了。十三岁时发生的事情永远也忘不了。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班主任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屈辱的问题。——用仇恨锻造的剑,刚刚授之以柄,剑刃就立即对准了她,我不知道班主任当时作何感想。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我作为观众,心情复杂。一方面惊骇于事情变化的迅速,一方面却感到隐隐的快意。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画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在父亲被揪回家的那个夜晚之前,北京街头己经布满了红卫兵。八月一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一度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强行解散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他本人“最热烈的支持”。这个组织宣告:他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取消了军衔之后的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当日的讲话中号召红卫兵“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漫长的导火线终于燃到了尽头,爆炸声中,玉石俱焚。学校早已停课。我们的反应最初很像英国影片《希望与光荣》中的场面:在被德国飞机炸毁的校园中,孩子们向着硝烟弥漫的天空高喊:谢谢,阿道夫!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在整整一个八月里,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堂,捣毁一切,殴打并驱逐了外国修女;冲进藏满古迹的书画店,撕毁砸烂了所有的字画玩器;冲进诸如“全聚德”这样的名店,打烂了招牌,勒令炮制“人民菜谱”;冲进各类图书馆,将无数珍藏书卷付之一炬。他们骑着自行车,忽聚忽散,招摇过市;他们砸扁了苏联驻华使馆所在地的路牌,宣布将“扬威路”改为“反修路”;他们用铁棒成片地打碎商店门前的霓虹灯,或者成群地啸聚路口,手持大号剪刀,剪掉他们认为过长的男人或女人的头发、过细的裤管,再用铁钳拧断高跟鞋的后跟,在裸露着双腿蒙羞妇女的哭泣声中,用高音喇叭宣告“打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每一次行动都引起围观群众狂热的叫好,推动红卫兵采取下一个行动。中国人有古语:“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但叫门的都是“天使”。深夜的北京,骤起的打门声、脚步声,殴打之后狞厉的呼叫声,到处可闻。站在瞭望台上的消防队员面对一座燃烧的城市,手足无措。日后甚至连抄家者都不免惊讶,为什么在一个宪法载明保护个人财产的共和国里,一些公民,甚至一些未成年的非公民可以明火执杖地毁灭、抄走另一些公民的财物,不仅不受制裁,反而受到保护?其实,抄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无论是乱世暴民的“开仓济贫”,还是治世帝王的“奉旨查抄”,用意不同,取法一致,都免不了一个“抄”字。红卫兵的抄,不过是传统的光大,老戏新编。抄家的用意,不仅使被难者在经济上无立身之地,也因旧物的毁灭在精神上失了寄寓。许多老人在抄家之后故去,就是精神被摧毁的明证。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也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是他们绝没有想到的。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毛泽东于八月三十一日再次接见红卫兵,拥挤的人群过后,地面上遗下了金条和首饰。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发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事实上,受害者的多数在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先受酷刑的前提下,无论最终怎样死去,没有根本的不同。具体的区别无法掩盖谋杀的本质。老舍先生,就是以自杀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