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生命最后一舞傅雷的名人故事死亡生命最后一舞傅雷的名人故事认识傅雷，是听人说，看外国小说一定要看傅雷翻译的版本，因为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小说译文更贴近原著精神。他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曾说：“你那股理想主义的热情实可惊，相形之下，我真是老朽了，一年来心如死水，只有对自己的工作还是一个劲儿死干，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并未稍减，只是常有一种‘废人而返’，‘怅然若失’的心情，也许是中国人气质太重，尤其是所谓‘洒脱’与‘超然物外’的消极精神影响了我。”说这番话时，是1963年，这一年中苏公开论战，马丁·路德·金组织了争取黑人工作机会和自由权的华盛顿游行，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接茬总统。世界繁华惊险，鼓动老少参与，而此时傅雷也不过55岁，心情和几年前却天差地别。为何傅雷有了耄耋老人的失落呢？除了他过度的劳作，身体早衰外，大概还和他童年的经历不无关系。傅雷早年丧父，由寡母养大，母亲对他教育极其严格，这种教育方式，为傅雷的博学奠定了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人没有苦闷，没有矛盾，就不会进步。”苦闷和矛盾一定要正确化解，变成求知欲，看问题的视角要多变，对一切定论皆怀疑，事物总有对立面，不能一味浸淫苦闷，萎靡不振，自卑自溺。傅雷坚韧，沉静，却也有些孤僻，母亲了解自己的儿子，亲自为他选了一个性情温和的妻子——朱梅馥，并在她14岁时与傅雷定下婚约。朱梅馥生于1913年2月20日，上海南汇县城，原名朱梅福，缘于出生之时正是阴历元月十五，腊梅盛开。父亲朱鸿，清朝秀才，后来教书为业，母亲杨秀全，有三兄一姐。四岁时，父亲蒙冤入狱，母亲为其父洗刷冤屈，无暇照顾幼小的女儿，致使她的两个弟弟与一个妹妹死去。这种经历让她很早就体味到生活的艰辛，养成了温柔贤淑的性格，善良的她，别人有求必助，她的圆融正好把傅雷的严肃消融了，她成了傅雷和同样急躁的傅聪之间的桥梁。1953年，父子两人因为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哪一首最重要的问题，争论不休，此时年轻气盛的傅聪，并没有太多乐理知识，在音乐上的体悟大多使用的是直觉，根据自己的音乐感受，他不同意父亲认为《“克勒策”奏鸣曲》最为重要，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傅雷大骂儿子：“你才看了多少书？”傅聪因此离家出走，到父亲好友毛楚恩的友人陈伯庚家住了近一个月，朱梅馥在两父子间说合，此时又有一亲戚去世，让傅雷觉得人生短促，父子何必如此认真，感慨万千，最后接傅聪回家。像这样的家庭琐事，还有很多，傅聪后来回忆说：“父亲教子极严，有时几乎不近人情，母亲也因此在精神上受折磨。”直到傅聪到波兰留学，傅雷回忆从前对傅聪的种种，像噩梦一般。此后转变了教育傅聪的方式，两人不仅是父子，更像是学术上的契友。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烦，也就罢了。可是没有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晨六七点就醒了，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了什么。真的，你那次在家一个半月，是我们一生最愉快的时期，这幸福不知应当向谁感谢。我高兴的是我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尽管将来你我之间离多聚少，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温暖的、不孤独的。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这得到的少，尤其是近三年来，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生了几许深刻的体验，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学得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可见做父母的也在不断学习。傅雷对傅聪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任何艺术都有其含蓄的一面，需要领悟，而每个阶段的领悟又有不同，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朱梅馥初中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稗文女校，高中进入另一所教会学校晏摩氏女校，曾学过钢琴，由于念的是教会学校，也懂英文，在漫长的岁月里，她不仅照顾傅雷的生活，生儿育女，还要负责翻译手稿和信件的誊写。1932年，她与傅雷在上海结婚。三十年代的上海，一座东方小巴黎，在这个迷醉的仿佛都不曾存在的年代，像是上帝眨眼的瞬间，是个真正用来做梦的年代。周璇，孟小冬，蝴蝶，林徽因……她们炫目的名号，留下的印记，让百年后的我们如数家珍。那些当年恪守本分，最为家常的女子，反而让今人感叹遥不可及，顿生膈膜，成为博物馆里的标本，她们像一出水彩画，用平淡画出了天幕，成为时代的背景。也许正是因为朱梅馥的平凡，对于这段婚姻，傅雷曾说：“我二十岁出国，已经和她订婚，但出国的四年中，对她的看法三番四次改变，动摇的很厉害。”事实上，傅雷不光只是心动，在当时，破除封建包办婚约的思潮在留学生中很普遍。在留学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叫玛德琳的姑娘，相处后决定向她求婚，写了一封家书，想要解除和朱梅馥的婚约，苦于左右为难，下不了决心，只好委托刘海粟帮他寄信，没想到玛姑娘另有男友，傅雷极度失望，担心那封信伤害了朱梅馥，百感交集，还想要举枪自尽，好在刘海粟扣下了那封信。傅雷始觉朱梅馥的可爱，痛定思痛，1932年，24岁留法回国后就与朱梅馥成婚。但没过几年，傅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