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zii.Doc《[与林庚先生相处的日子]西游记被林庚先生称为》摘要：我以为这一说法胶柱鼓瑟，大煞风景，于是慨然命笔，指出《离骚》中的“龙”“马”之变与诗中的想像逻辑及情感律动正相合拍，在《西游记漫话》的《后记》中，先生说：“十年动乱期间，夜读《西游记》曾经是我精神上难得的愉快与消遣，用先生《后记》中的话说，“这一段时光是愉快的，谈论《西游记》成了生活中的一大乐事”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离开福州，开始了在北京大学十年的生活。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学年，第一次听林先生讲课。记得那是在第一教学楼二层的一间教室，课的名称是“《楚辞》研究”。这门课对我的影响，多年后我才明白。这是一门选修课，内容包括先生正在撰写的《天问论笺》。先生用了好几堂课的功夫讲解《天问》的考证和错简的问题。我对《楚辞》学一无所知，听起来当然像天书一样困难。不过，先生化繁为简，举重若轻，竟然将考据和笺注这样的题目讲得引人入胜。先生说：我们固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可是考据的问题又总是无法回避。考据并不意味着钻故纸堆，闭目塞听。好的考据家就像是出色的侦探。我们每天上课下课，走的是同一条路，可是对周围的世界，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如果福尔摩斯也从这条路上走过，他的观察就和我们不一样。他能在我们熟悉的事物中看出问题。任何细微的变化，哪怕是蛛丝马迹，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甚至凭嗅觉就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种锐利的直觉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是侦探的职业敏感，也是考据家的第一要素。先生的话引起了我们对这门学问的兴趣。年轻的大学生谈起考据就想到坐冷板凳，皓首穷经，因此视为畏途，避之惟恐不及。可是说到侦探，有谁不跃跃欲试，仿佛唾手可得？其实，这两门行当，如果不是旗鼓相当，至少也可以触类旁通。不论是侦探还是考据，都需要耳聪目明；推理之外，还得有洞察力和想像力。我后来才知道，先生的这几句话也同样适用于诗人和学者，更是他本人的写照。先生治《楚辞》学，并没有被历代浩如烟海的注解所困扰和迷惑，而是目光如炬，从诸如《史记》的《秦本纪》这样常见的史料中发现了诠释《天问》的线索。此外，先生快刀斩乱麻，处理了一向众说纷纭的《天问》错简问题，又在它的不相连贯的问话体的文字中理出了历史兴亡的主题脉络。这些考据的难处和好处，当然都是我当时体会不到的。二十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先生的讲课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诗人的气质和风采。先生身着丝绸长衫，风度翩翩，讲课时不读讲稿，只是偶尔用几张卡片，但是思路清晰，且旁征博引，让我们一睹文学世界的万千气象。讲到《九歌》中“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和宋玉《九辩》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如何开了悲秋的先声，将汉魏数百年的诗坛笼罩在一片秋风之下，又怎样余波袅袅，在此后的诗文歌赋中不绝如缕，先生用的几乎是诗的语言，而他本人便如同是诗的化身。我记得当时我们完全被征服了。全场屏息凝神，鸦雀无声，连先生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这情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诗的魅力和境界。一九.Hozii.Doc八二年本科毕业之前，我决定报考中国古典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林先生的弟子袁行霈先生，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先生的“《楚辞》研究”是退休前最后一次为本科生授课，是先生告别讲坛的仪式。在听众中，经常可以见到当时系里的一些老师。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得以亲历其境，当然深感荣幸，不过荣幸之余，又不免有些担心，因为期末得交一篇论文。我煞费苦心炮制的那篇文章，细节已记不清楚了，题目好像是《从离骚中的龙与马谈起》。《离骚》讲述上下求索的旅程，刚刚说到“驷玉虬以乘兮溘埃风余上征”，却又说“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终篇前的一节也同样是以“龙”开始，及至“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则“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有的注家觉得这前后的变化殊不可解，于是引证《礼记》“天子乘龙载大”一句，又引郑玄注“马八尺以上为龙”，以为这样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龙”“马”之间不相一致的问题。我以为这一说法胶柱鼓瑟，大煞风景，于是慨然命笔，指出《离骚》中的“龙”“马”之变与诗中的想像逻辑及情感律动正相合拍。展望前程，意兴飞动，诗人便“驾飞龙”“驷玉虬”。徘徊眷顾，怅然失意，则龙的形象便为“蜷局不行”的马的姿态所替代了。屈原所想像的天上的行旅，绝少受物质世界的羁绊，在诗歌的语言上也更倾向于抒情的跳跃而非叙述的连贯。由此创造了一个诡异变幻的想像空间，如同是中国戏曲舞台的虚拟背景，任凭演员呼龙唤马，御风而行，虽朝发苍梧夕至悬圃，亦无不可，而龙马之变，又有何妨？文章交上去不久就发了回来，我的成绩是A！那一年我不过十七岁，于古典文学尚未知深浅，因此，兴高采烈之余，竟有些踌躇满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