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干的事不干了该干的事还得干不该干的事不干了该干的事还得干2001年10月22日，证监会紧急叫停《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其后，围绕减持方案的大讨论盛况空前，充分反映出社会各界对规范发展中国股市的一片热忱。    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决定停止国有股的“市上减持”，这是非常正确的决策。我们即使没有条件、没有能力去解决遗留下来的老问题，至少可以做到不去制造新的遗留问题。  至于说，用了1年的时间转了一圈又回到起点，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只要我们仍然以“瞎子爬山”、“摸着石头过河”、“草鞋没样儿越打越像”的战略战术来解决全局性问题，那么在付出代价之后退回原处总是难以避免的。能够减少损失的替代办法有两个：一是先局部试错，再对合理的内容作全局推广；二是先排除条块利益，再进行系统分析和总体设计。  “市上减持”停止，股市的参与者皆大欢喜，或解套或增仓，各有选择。而对于减持讨论的参与者来说，其初衷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制止不合理的减持办法，况且谁都明白，减持停止主要是股民们用脚投票的结果，与“大讨论”的关系其实不大。那么，讨论者们有理由感到欢欣鼓舞吗？  不但有理由高兴，而且他们的乐观情绪将比股民们更持久一些。这是因为，不管是实验室的实践还是社会的实践，每排除一个无关因素，都是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在排除掉减持因素的干扰之后，我们就可以倾全力——  聚焦于中国股市的结与解：非流通股的全流通  对于为什么要停止“市上减持”，有些人有这样的看法：“国有股减持是一项探索性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制定出系统性的、市场广泛接受的国有股减持的实施方案。”这种认识有混淆概念之嫌。须知大讨论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使多数人取得了一个共识：全流通与“市上减持”是两回事情。若要在人为割裂的市场上强行减持非流通股，相当于政府单方面放弃承诺，除非真想砸烂股市，否则不应做这种失去诚信的事情。而在一个统一的股市上，国有股减持只是小菜一碟，毫无难处可言。所以需要“探索”的、“市场广泛接受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国有股减持，而是如何统一股市。进一步看，恰恰是在“市上减持”失败之后，才真正有可能对全流通问题作更加认真、更加深刻的探讨，不然的话总难免胡子眉毛一把抓。此外，统一股市的实施方案是不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制定”，这话也两说着；毕竟，“不能”和“不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国资若不在深沪二市减持，还另有其他更便捷得多的减持通道。但是中国股市如不解决市场分割问题，那就永远无法触动市场失序的体制性根源。〖HT〗“圈钱陷阱”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法则；破坏了市场机制，使得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下降；造就了中国股票市场的高投机性；致使少数大股东和“内部人”完全控制了上市公司，肆意进行各种违规活动；为权力部门提供了大量设租机会；导致有关部门监管困难，调控的主动权逐渐丧失；使得国有经济的战略改组失去资本市场的支撑；等等(张卫星张承惠：“‘全流通’是解决中国股票市场问题的关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2年第28号)。总而言之，如果不除掉“非流通股”这一中国特色，对于股市即使想要“规范”，那也只能掐尖不能去根；即使想要“发展”，也不外是探讨如何拽扯流通股指数。  小托儿托股，大托儿托市。撇开全流通去鼓吹3000点、5000点，只不过是诱导已入市者深度套牢。撇开全流通去鼓吹8万亿储蓄分流进场，只不过是为“圈钱陷阱”招募更多的炮灰。撇开全流通去鼓吹保险入市、银行混业，只不过是试图以公众资金的更大的风险遮掩已有的风险。撇开全流通去鼓吹海外上市公司杀回深沪二市，只不过是鼓励他们圈钱于一个只须圈钱的市场，而回报于另一个要求回报的市场。大讨论的额外成果，就是使人们看清了一些金融建议之间的连带关系，看清了唯有抓住“全流通”这个牛鼻子，才能避免充当托派吹鼓手。  大浪淘沙。当“市上减持”引发的喧嚷退去之后，我们就能够更加冷静地关注大讨论中最有价值的政策建议，那就是——两个全流通方案  减持与全流通不是一回事，减持方案与全流通方案也不是一回事。“国有股减持方案大讨论”中，各方面提出的方案号称有4000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减持方案，只有两个是全流通方案。关于这两大类方案的区别笔者曾有过论述，现附于本文之后。  4000∶2  ，差堪媲美于市值蒸发与减持收益之比。其主要原因在于命题本身，出题者要求把“市上减持”作为方案的必要条件，这就极大地束缚了讨论者的眼界，误导了他们的智慧。提出一个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