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节里说中国青年节里说中国（精选3篇）青年节里说中国篇1最近的几年，我们的视野里突然多了一些概念，比如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自信等等，而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更是随处闪耀。为什么?为什么要强调中国这个定语?另外，普世价值这个在过去略显中性的词汇现在也被重新审视，我们不再说普世。为什么?普世究竟怎么了?道理很简单，普世就是普适，普适就是通用，通用就意味着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问题来了，通用的标准谁来制定?评判的依据谁来掌握?放之四海的责任谁来助推?答案很明显，谁的话语体系，谁来决定标准;谁制造的概念，谁来确定内涵;谁建构的体系，谁有动机推广到全世界。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谁的话语体系，就要匹配谁的标准，就要受谁的制约。而在话语体系的融入和模仿照搬的问题上，我们吃过亏，上过当，走过弯路，交过学费。二先讲两个故事，也许看起来跟主题并不相干。说说《读者》和《读者文摘》的纠纷问题。《读者》杂志我们都无比熟悉，它创造了中国杂志的很多记录，稳居中国期刊排名第一，亚洲期刊排名第一，世界综合性期刊排名第三，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读者》，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中国期刊第一品牌”。但是它创刊时的名字并不叫《读者》，而叫《读者文摘》，就是这个名字引发了一场风波。1982年初，美国杂志Reader'sDigest(译为《读者文摘》)致函杂志社，指出中国版的《读者文摘》侵权，要求中国版的《读者文摘》道歉并改名，中美两家杂志社的版权之争从此开始。到了1992年，争论再次升级，美国《读者文摘》再次委托律师致函中国《读者文摘》，要求停止使用中文商标《读者文摘》。最后，这个长达十几年的纠纷，以中国版的《读者文摘》败诉而告终，1993年3月号《读者文摘》刊登征名启事，1993年7月号《读者文摘》正式改名为《读者》。第二个故事，谈谈语法。我们从小就学语法，但是很多人都有误解，以为中国的语法应该就像中国的文字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一枝独秀，称霸全球。其实，我们的语法研究比西方晚很多年，只是个新兵，不过百年历史，而英语和印欧语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语法”这个词当然也不是我们的本地货。我们就是仿照西方的语法来建立我们的语法体系的，但是模仿也带来了问题。清末国语运动后，马建忠、黎锦熙、高名凯、王力、张志公等学者仿造西方语法开创语法研究的学问，1898年马建忠参照拉丁语法体系，在《马氏文通》一书中创造了一套汉语的语法体系，这是中国语法学的发端。然而，汉语并不同于西方语言，我们的名词没有宾格主格的变化，也没有性和数的区别，动词不分人称，也没有时态，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这一不同于欧洲语言的特点，使得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汉语被很多语言学家认为没有语法，也没有词类。直到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文明的故事》第一卷《东方的遗产》一书中仍然认为汉语没有语法和词类。三故事讲完了，再看开篇的问题。两个故事角度不尽相同，有版权的纠纷，有模仿的问题，但背后的道理是相通的也是易懂的，就是当别人建立了一个体系在那里，你要想融入，就必须改变，变成别人可以接受的模样，或者别人希望你变成的模样，否则，你就是有问题的。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使用别人的话语体系，只要你使用别人的标准，也就意味着要使用别人的词语，别人的定义和别人的概念，别人也就同时拥有了肆意指摘和评头论足的权利。秦始皇为什么要车同轨，书同文?就是为了建立统一的标准。如果说硬件技术的统一标准是为了对接的便利和融合的进程，那么本应该百花齐放、满园春色的思想、文化、精神如果也强求统一，那就将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吵和批判。而且，当你使用别人的标准来映照自己的时候，突然会发现自己很多的不适应甚至不正确，于是，对自身的怀疑和自我否定也就随之而来。比如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很多年，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武林中还是没有名号，很多人还是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或许等到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才有资格重新定义市场经济)。同理，用别人的体系和坐标来映照，中国的语言是有问题的，你看这么多东西用“语法”都解释不了，汉语根本就不符合语法，竟然没有单数复数和主格宾格，那汉语必须要改;中国的医学当然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们不符合西医标准，你们竟然靠刮痧，竟然用针灸，竟然讲脉络，竟然练气功?在别人的手电筒照射之下，你经常是被批判的，这是不合理的，那是不合法的，这些又是不合情的，你们这样不是自由，你们这样不是民主，你们这样是侵害人权，你们必须要改。问题还不止于此，别人还拥有话语和体系的解释权，就是别人可以修改，可以偷换概念，偷梁换柱，可以指鹿为马，指桑骂槐，可以双重标准，可以双重人格。四话语体系的建立者，近代以来毫无疑问是西方，现在毫无疑问也是西方，但是未来，不能毫不犹豫认准西方，或者不应该只是西方。所以，我们必须要走自己的道路，因为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