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赋即是直接铺陈叙述;比是比喻，有明喻、隐喻之分;兴即起兴，有引起联想，烘托渲染气氛的作用。大抵《国风》多用比兴，《大雅》多用赋法。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经》具备了动人的艺术魅力。《诗经》主要采用四言诗和隔句用韵，但亦富于变化，其中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显得灵活多样，读来错落有致。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和反复咏唱的特点，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音乐性。《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工于描写，勾划出许多生动的细节，《七月》写农家一年四季的生活，宛如一幅幅用美的民俗生活画。《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总体上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他主要反映了人民大众苦于剥削和压迫、苦于战争和徭役;反映劳动、婚姻、生活、以及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等。赋、比、兴是《诗经》独特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的许多篇章中都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同时赋、比、兴也体现了《诗经》的诗歌艺术，对构造诗歌意泉、创造诗歌意境、表达诗人情感起到很大作用，对后世的影响颇大。最早提到“赋、比、兴”的是《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曰兴、日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这里的“六诗”指的是以音律配合的六类乐歌。后人将“赋、比、兴”视为《诗经》的三种典型的表现方法。《诗经》中赋比兴的概念及其演变。“赋”、“比”、“兴”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一、“赋”的表现手法：“赋”的本义是贡赋，“赋为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诸侯向天子献上贡赋之时必须开具清单，面面俱到，清楚明了，以供天子接受时按清单点收。贡赋的物品都是祭祀所用，必须一一铺陈，排列于神位之前。后来，这种物质的排列逐渐转化成语言文字的排列。从此，“赋”成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以“直接铺陈”的方式把人和事、情志和外物完整地表述出来。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之“六诗”是将“赋”解释为“铺”，“直铺陈”。唐代学者孔颖达在疏解《毛诗》大序时认为“赋则直陈其事”，“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二、“比”的表现手法：“比”，就是比喻，比拟，借代，夸张等，不是单纯的比喻，包括的面较宽，这就如朱熹所说的“以彼物比此物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另一说，用桑叶茂盛比喻男子对女方恩爱之浓。“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从桑叶青春到桑叶黄落，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而衰，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另一说，比喻男子情意的衰落。“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桑葚是甜的，鸠多食则易致醉：比喻爱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恋则易上当受骗。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三、“兴”的表现手法：“兴”就是朱熹所说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兴”的意思是“起”，是托物寓情，是寄托，是联想，其作用是含蓄、蕴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情感如果直言表达，容易穷尽。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形象中受到感染，产生意味无穷的效果。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果舍去景物，不过是说“去时是春天，回来是冬天”，还有什么意味呢?“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