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另类”学生宰我宰予，字子我，是孔子诸弟子中很有个性或者说很另类的一个。对大多数国人而言，宰我的出名与孔子那句很有名的骂人的话有关。自古而今，“朽木不可雕也”这句话用在谁的身上，就说明这个人缺点太多毛病不少，或智商太低脑子不够转儿，根本就不可造就难以成才了。而被孔子下了如此断语的这个人物就是宰我。宰我到底犯了何等的错误，让向以慈祥、和蔼著称的老师发此雷霆之怒呢？据《论语·公冶长》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宰我白天睡觉，因而被老师目为“朽木”、“粪土之墙”，这样的学生算是没救了，还有什么必要谴责他呢？。如果说这是孔子愤怒之下的气话，那么“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就绝不是简单的批评了。因为宰我的表现竟然令夫子“调整”了一贯的“识人”准则。以前我这个人很天真善良，听到别人怎么说便会相信他会这样去做；但现在啊，我不再这么天真了！我现在是听到别人说了之后还会认真观察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去做了。为什么我会这样呢？是因为宰予启发了我。可以看出，孔子老人家已经把宰我贬得很低了，这不明摆着说宰我是个虚伪的言行不一致的小人嘛！细细想来，错儿并不大。不过是在上课的时候困了打个盹儿，或者悄悄地溜回宿舍睡懒觉。这事儿若发生在现在，修养高的老师首先要反思的是，是不是自己上课不生动，不能激发起学生的兴趣，否则学生怎么会打瞌睡？或者设想一下，这个学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有无必要叫醒他或请校医给他诊察诊察？稍逊一点儿的老师则会闭上一只眼，睡吧，只要不打呼噜说梦话不影响别人也就行了。只有师德修养较差的老师才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大喝一声将其唤醒并像孔子那样冷嘲热讽他几句。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如果碰上一个头比较难剃的主儿，找校长或媒体将此事炒作一番，你这个老师的饭碗就可能给打出个豁口来。提倡人文关怀并不意味着教育功能包括惩戒功能的失效。孔子就不怕这些。他本人就是该“民办学校”的“校长”，当时的传媒又极不发达，若不是好事的孔门弟子记下了这些话，后人怎么也想像不出孔夫子声色俱厉的样子。对孔子怒斥宰我，钱穆的解释是“因宰我负大志，居常好大言，而志大行疏，孔子故作严辞以戒”，就像后世的很多老师对很有希望成大器的学生严格要求一样。李泽厚则认为，儒学一贯强调勤奋，坚决反对懒惰，而宰我是个聪明而不够勤奋、有才华而不重修养的学生，所以才多次受到孔子的责备。两说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其成立的理由。我想，珍惜时间、发奋自强历来被尊崇为美德，而懒惰懈怠、不思进取则历来被视为人修养上的缺陷；或者说，在孔子看来，这已经涉及到一个人的品质德行的问题了。而孔子在对学生的要求上凡与品行有关则严之厉之，如冉有为季氏敛财违背了孔子“仁学”思想，属于助纣为虐，孔子愤怒之极，甚至令众弟子“鸣鼓而攻之”，颇有些大搞群众运动的意思。如此分析孔子对宰我的怒斥，我想概因于此。孔子还曾批评过宰我的“不仁”。据《论语·阳货》载：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子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不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为父母守制三年是古礼，孔子的解释合情合理，认为人出生后三年方能离开于父母的怀抱，所以人当为父母守丧三年。而宰予认为丧事居哀，一年即可，其理由是君子三年不行礼乐，将礼崩乐坏；而农夫若三年不事稼穑则更为不堪。师生二人在此问题上的着力点各有侧重。孔子出于感性或曰情感，他认为，这种“守”必须建立在心理情感的原则（即“心安”）上；而宰予出于理性或曰实际，似乎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利些。这次对话一直被认为师生之间观点的冲突。其实孔子未必就认为为父母守孝期间什么都不做，只要能做到吃美味不觉香甜，听音乐不觉快乐，住好房子不觉安适就可以了，他强调的是“情”，情感的真诚才是关键；所以他在回答宰我的疑问时便以是否“心安”反问于宰我。如此看来，宰我的辩驳无疑有强辞夺理的成分；而宰我“心安”的回答尤令孔子不满，“予之不仁也”背后蕴含着的该是多么深的失望啊！再如，宰我在回答鲁哀公问“社”即祭祀用的木牌所用的材料时，说“周人以栗”目的是“使民战栗”，孔子听说后就很不高兴。因为在孔子心目中，西周武王及周公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就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礼和仁的范本，而宰我有些“想当然耳”式的回答则是对孔子心目中理想的周代社会的解构与颠覆，所以孔子便批评宰我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如果撇开“德行”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