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释中与中国哲学的学科构建论文一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没有哲学之名。19世纪后期，日本学者西周时懋为翻译西方的爱智之学(Philosophy)才创造了“哲学”一词，并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逐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采用。该词起初只是用来指西方的爱智之学，后来则渐被用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范畴。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开讲中国哲学课程，自是始有中国哲学之名。就著作而言，谢无量写了第一部《中国哲学史》。但作为中国哲学学科的诞生，一般是被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联系在一起的，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则以其体系之严整和叙述之清晰标志着中国哲学学科的正式形。在西方，哲学之范围起初非常广泛，几乎是一切学问之总汇。当各门具体科学独立出来之后,哲学便仅指在西方思想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最抽象普遍而无法分属于各具体科学的部分。当哲学的学科观念传入中国之时正是这个意义,就哲学在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地位而言，人们很容易就会类比的用它指称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部分，将其也称为哲学并且是中国的哲学。因此，在普遍提倡西学、并模仿西方建立近代化的学科和教育体系时，中国哲学学科的提出和设置是很自然的。同时，哲学在西方就与数学、化学等具体科学不同，它是具有民族性的学科。正像冯友兰曾提到的那样我们常说，德国哲学、英国哲学等，却很少说，德国化学、英国化学，按照西方哲学的划分，自然也应该有中国哲学。事实上，在将中国与哲学联系在一起而提出中国哲学这一点上，西方人要远早于中国人自己。最早提到中国哲学的当是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亦有此说，而黑格尔尽管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评价过于负面，但仍在其哲学史著作中设立了“中国哲学”的专章，作为世界哲学发展的开端。这充分说明，尽管中国古无哲学之名，但中国哲学的产生却绝非一个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中有其必然性的。与此相应的是,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视角，也不可能有中国哲学学科的产生。中国哲学正是从西方文化出发观察中国传统思想才提出和形成的。在这一点上，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有根本之不同，即其本身所标示之民族性和身份认同是复杂的。我们可以说德国哲学就是德国自身的哲学，英国哲学就是英国自身的哲学，但却不能说中国哲学就是中国自身的哲学。中国哲学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西方化诠释，BP“以西释中”的产物。事实上，中国哲学研究的先行者们对此是有明确意识的。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就在其《哲学辨惑》一文中提出要“通西方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这应当就是所谓“以西释中”的'最早出处。后来胡适亦有类似之说，而冯友兰的表述则最为典型的代表了“以西释中”的中国哲学研究模式。他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2]所谓中国哲学，并不是中国本有之学术，而是“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对中国固有思想文化进行拣择、重构而形成的。此中“以西释中”的诠释模式对中国哲学的学科构建来说是本质性的。人们之所以多将中国哲学的开创之功归于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而非当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的最早授课者，如陈黻宸等人，抑或写出第一部中国哲学史的谢无量,也正是由于只有深受西方哲学正规训练的胡适才真正开始运用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写中国的哲学史，真正运用和贯彻了“以西释中”的诠释模式。二中国哲学学科形成于“以西释中”的诠释模式。由于当时的情势所迫，中国哲学的先行者们急于运用这一模式构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学科,而对于此种诠释模式的合理性似乎未暇多做考量。此后近百年来，“以西释中”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主要叙述方式。从民国时的胡、冯模式到建国后的苏联教科书模式,尽管有深浅之别、纯粹学术与意识形态之分，其根本不同实只在于以何种西方哲学思想作为评判的依据而已。中西之学各自都有独特的源头和长期不相往来的独立发展,两者具有非常不同的形态和思想特色。就西方哲学而言,它始于希腊人对真理的探寻。就其主流而言表现为一种遵循逻辑理性而构筑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客观普遍性的知识，哲学只要可验证、严格符合逻辑规则即可，并不必与实际人生密切相关。这一点西方哲学学科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早有明言，他指出，哲学思考是“为了知而求知识,而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为了娱乐和消遣人们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中国传统思想则与之完全不同，它产生于对实际人生的体验与思考，并且是直接朝向每一个具体当下之人生实际的。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甚至佛学，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人生修养之学，而决无构筑客观知识体系的倾向，甚而将这种倾向当成蹈虚涉旷而自觉加以抵制。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直接面向实际人生而并不追求客观性知识,所以注重直觉和体验，与当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