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桃花源诗并记》陶渊明与桃花源诗并记2022-01-1800:00:01小编：admin关于陶潜的桃花源诗并记[1]一文的真实性，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近人陈寅恪1936年的桃花源记旁证[2]认定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与坞堡类似，并给出详细的逻辑推理。唐长孺则在1956年的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3]中反驳桃花源故事本为南方的传说，是武陵蛮人的故事，与坞堡并无关系。然而二者的论证也不过是两种可能性，论证多为推测，材料亦很不足。如陈先生认为桃花源虽本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但以牵连刘驎之入衡山采药事之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之武陵。和唐先生认为蛮人的故事“事先在荆、湘一带传播”，之后“又流入蜀地”，都不过是主观的设想。正因如此，后来的学者在这条桃花源路仍在争论不休。笔者认为桃花源之所以神秘，未解之疑在于：一、桃花源里的居民是什么人?来自何方?二、“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在哪里?三、陶渊明创作此文的背景是什么?其受到哪些传闻影响?在这几个问题中，桃花源居民的身份归属最为重要，故首先探讨。唐长孺先生认为桃花源居民乃武陵蛮人，他们因受徭役赋役压迫入山。笔者赞同此观点。原因是如果像陈先生所说桃花源人避的是前秦之乱，前秦与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代(太元年间，即373-396年)不远，里面人不致如此惊异。另外，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一直处于动荡，若要避乱，何不早避呢?而在赋役方面，秦的暴政是极为苛重的，贾谊亦认为繁重的徭役是秦灭亡的主因。桃花源诗开头为“嬴氏乱天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不提战乱而多提徭役。又如陈先生所说，坞壁一般有首领率领入山，且坞主与成员是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被庇护者需要缴租服役，存在一定剥削压迫。而桃花源诗并记中太古之风能如此长存，显然是一种无等级无压迫的氏族社会，成员皆为逃亡难民。“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里没有官吏，没有捐税，没有压迫和欺诈，一切只有淳朴安乐。由于蛮族此时大致处于氏族公社末期，内部阶级矛盾尚不尖锐。又因为避乱入山，面临山林未开垦、生产工具和土地条件不足等艰困条件，必然要求通力互助以保证生存，很可能又恢复公社组织。“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句子表明桃花源里的土地经过统一规划，田地较为集中，大家一起劳动，这也就是桃花源人聚族而居的情形。关于桃花源人是武陵蛮族的分析，彭伊立、覃武陵在<桃花源记>并非虚构——论桃花源与武陵蛮[4]中给了更充分的证明，其主要论据有：(1)公元前3世纪秦灭巴后，巴人其中一支，流入五溪。成为武陵蛮的先民之一。其具备了“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的人文背景。巴人是最早的稻作文化民族之一，其有着优良淳厚的风俗，文中“便要(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正是巴文化淳厚民风的写照。即桃花源居人是避秦时乱的巴人后裔。(2)自秦汉起，中原封建王朝在武陵山区均是“古所设县、并无其官”。长期实行“以蛮治蛮”的政策，对蛮酋，以抚为主，只求降服，纳贡。部落首领仅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的头人，不脱离生产。桃花源记中的无阶级、无压迫、人人劳动、自由平等相处的社会环境正是当时“武陵蛮”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3)汉朝数次进攻武陵山区，终因武陵山区险恶的地形和气候环境原因失败告还，自此后武溪山区“蛮夷”民族一直过着相对比较安定、和平的生活。魏晋时期武陵蛮聚居区亦有200多年没有战争，成了和平、宁静的“世外桃源”，与外界严重隔离。武陵山区腹地是桃花源的典型原型，这些和“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情景相一致。笔者认为桃花源人除了是武陵蛮族外，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桃花源居民是北人南渡入山。魏晋时期北人南渡的两个方向为“东晋南朝政治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不发达地区，尤其是深入山区。”由于桃花源“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显现出的秩序井然，民风纯朴和表现出来的相当深厚的农耕文化渊源，与蛮族有一定差别，然而也不排除文章具有相当程度的夸张性。第二个问题是：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在哪里?南朝后期黄闵所著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武陵记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寻水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又曰：“昔有临沅黄道真，在黄闻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桃花源记。今山下有潭，立名黄闻。此盖闻道真所说，遂为其名也。”[5]，即认为陶渊明是根据纪实而非一人虚构写著桃花源记。又郦道元水经·沅水注云：“沅南县西有夷望山，孤耸中流，浮险四绝，昔有蛮民避冠居之，故谓之夷望也。南有夷望溪。”而桃花源记记载的时间是东晋太元年间，即公元376年至396年间的事，与陶渊明处于同一时代。其笔下的太守、武陵渔人、刘子骥均是同时代的真实人物。关于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这个问题，众家皆认为桃花源是有确切地存在的，所争议的不过是该地的具体位置。陈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