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主题报告提出继续解放思想，着重强调转变当前官员的发展观念，以转变目前的发展方式。但是转变发展方式势必会触犯官员以及一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想把他们的既得利益重新划分，肯定会遭到抵制。唯一可行的是，在经过广泛讨论后，从制度上进行强制要求。一切试图从思想上进行影响都不可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而且在这个世界不断变化、社会不断变革的时代，我认为除了要在公务员系统进行思想解放以外，更要创建一个自由言论、自由议论、自由讨论的思想氛围，要在全民中间开展解放思想的讨论，以树立有利于新时期发展的新风气。这在当前比经济建设更重要。因为我们只有思想一致（我并不是指鲁莽地把思想统一，而是使其在积极向上并与时代相适应的基础上，百花齐放）才能够保证以后更好地发展。那么什么样的新风气才是适应新时期发展的呢？这就要求我们摈弃自身上的一些“遗传”的封建残余，拿来的资本主义毛病和建国初期时改造的社会主义习气。我理解为毅然决然地放下思想包袱。这同样要求我们在创造新的思想观点时，又要继承发扬这些遗传的、拿来的、改造的东西，去糟取精。我理解为实实在在地解放思想。我们从下面几点来看待现今社会上的思想问题。比如说民主与专制。有的人继承了些封建专制思想，坐上了所谓领导的位置后，对事对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蛮横无理。凡事都爱用强制手段。他们的一大优点是认定目标后坚定地把各项措施贯彻执行到位。但他们还有一个显著缺点就是不能集思广益。有的人呢又拿来资本主义民主，说只有像美国那样两党轮流坐庄才能民主。我们的一党专政一定不民主、不自由。其实这两种人都走了极端。在当前改革一党专制除了带来混乱与不稳定外，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太专制。其实在特殊时期有时我们必须使用专制手段。因为在危难时领导者只有表现强势的一面，才能让大众万众一心，才能强行推动政策的执行。我们看待民主与专制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例如90年代初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命令解放军开坦克去驱散集合抗议的学生，有着他不得已的考量。虽然这件事邓小平做得很粗暴，但是他的这种强势做法稳定了中国。否则中国可能像苏联一样分裂，我们可能容忍这种事发生在我们强调统一的中华民族身上么？当然这是国危时的做法。像我们现在国治时又应该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发挥得更多一些。只有民主，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才能公平公正，才能符合大多数的利益。为什么我们在十一届人大选进三个农民工做人大代表呢？就是因为近来我们的人民代表没有切实代表农民工的利益。但是我们不得不深思一些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三个农民工到底是选的还是指定的？我们的其它弱势群体是不是也有代表？我们如何安排自由选举形式和固定的弱势群体的代表名额。我们当前急需在社会主义民主上突破条条框框，在自由选举和特殊的固定名额上找到平衡。那样我们的代表才能真地被称为人民的代表，我们的民主能真地被称之为人民的民主。比如官僚体系。坦白地讲，现在的官僚体系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官僚体系，我们的许多官员也从那些所谓先辈们师从了厚黑、官商勾结、官官相护、空话套话。现在为什么中国富豪榜是地产富豪榜，为什么只有他们能够拿到土地，甚至超低价地批到，官商勾结是肯定的。不仅官商勾结，更了不起的是，他们连官官相护这样的保身诀窍也掌握了，却没有学一些该学的。《史记.袁盎列传》记载袁盎看到孝文帝对剿灭诸吕时立过大功的周勃非常恭敬。袁盎进谏制止，说这有悖尊卑。周勃对此很是气愤，指着袁盎说：“我跟你哥哥关系这么好，你怎么可以在皇帝面前诋毁我呢？”（袁盎起初做官是他哥哥提拔起来的）但是后来周勃被人污告谋反，他却出大力帮助他辩护。因为他知道要是周勃想谋反，在平定诸吕时手握军权都没有，现在更加不会了。袁盎对事不对人的做法难道不值得现在的官员们学习效法的么？难道不应该像他一样本公正心，做公平事么。官官相护的结果就是朋比为奸。康熙皇帝为什么没有选太子和皇八子做继承人就是因为他们闹朋党。朋比为奸只会祸国鞅民。他们从“先贤”那继承了所谓官话。领导问：“是A方案好还是B方案好？”下属就回答：“A好，B也好，而且AB更好。”这些情况比比皆是，根深地固。现在行政改革的一大重点就是改变官员的行政方式，我认为还应该改革整个行政体系。《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了陈平这样两件事。有一次陈平所在的村子分肉食（平为宰），陈平把肉分得很平均。乡里人都称赞他。陈平说：“我要是做天下的宰相（得宰天下），也分得和这肉一样均等。”两千多年前的陈平就已明白，做一个宰相，关键就是要公平公正，把各种利益都分配得很合理。可惜两千多年后我们这些后人也没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出色。后来陈平果真为相了。一次汉孝文帝问左丞相陈平：“国家一年下来刑狱多少人？收入几何？”陈平回答说：“有主事的人负责。”孝文帝就又问：“那你做什么呢？”陈本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管人。陛下难道不知道属下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