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历史渊源与战略部署一带一路历史渊源与战略部署“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主席在2017年提出来的战略设想，但绝非突发奇想，也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有深厚的理念渊源的。其中的理念渊源远的历史不说，我们可以从上海五国和上合组织的发展中找到其历史脉络。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中国改革开放外交实践的最新发展。从理论上来看，它不仅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它直接就是中国当代外交实践的理论抽象；特别是党的中国外交思想的具体化。与“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的渊源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哈、吉、塔的边界问题的谈判非常艰难，但是从1992年3月开始，五国两方延续了1989年11月的中苏两国边境裁军谈判。到1995年12月，五国两方进行了22轮的谈判，最后就中国与上述四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内容达成一致。因此，经五国的共同努力，1996年4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这就是“上海五国”的雏形。根据协定，五国两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相互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要军事活动情况；彼此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这个协定使中俄、中哈、中吉、中塔边界，在成为和平友好边界的道路上迈进了关键的一步。1997年4月24－25日，五国两方又在莫斯科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由于五国会晤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五国领导人决定继续保持这一机制，由五国两方变为五国五方，讨论更广泛的合作问题。《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与《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一起，为后来中国与四国在双边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基础。关于边界问题谈判的同时，军事上的互信机制也逐渐建立起来。当然，这种互信机制首先是在有关各国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俄罗斯独立后，中国作为其最大的邻国立即予以了承认，并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国家间关系标准，而是本着睦邻友好、平等和信任、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遵守国际法则的基本精神来指导两国间的新型关系。当然，这种政治上的互信也建立在两国友好的历史渊源之上。军事互信机制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培育起来的。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发展更是世界各国的时代主旋律。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在求合作、谋发展。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各国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都面临着内部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本地区尽管存在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但没有理由不建立新的合作机制。从那时开始，“上海五国”元首每年会晤一次，以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更重要的是五国加强打击日益泛滥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实力。在这里不得不提哈萨克斯坦，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于1991年12月独立。就在刚获独立后不到1年的时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1992年10月的第47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关于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的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的倡议，旨在通过各国专家、学者和领导人之间“讨论亚洲或欧亚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促进亚洲各国间的对话和协商，对地区形势达成一致的认识，消弭相互间的误解、对立与冲突，保障地区的稳定与安宁，进而协商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推动在亚洲地区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并建议将这个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定名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英文缩写为cica）。1993年2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大西洋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再一次提出了这一构想，同时将推动这一构想实施的方案进一步细化。从1992年到1995年，亚洲各国专家、学者、外交官进行了广泛研讨会，就实现亚洲地区整体安全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进行充分酝酿，初步制定亚洲安全合作的阶段性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筹建“亚信”国际会议；从1995到1998年，召开了亚洲国家较高级别领导人参加的多边安全合作会议，讨论仿照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方式建立全亚洲安全合作机构的可能性。到1999年8月，纳扎尔巴耶夫的倡议得到了“上海五国”比什凯克元首会晤的认可，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各方高度重视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支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倡议的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的进程……”。这是关于在亚洲建立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倡议。另外，1998年，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提出“丝路外交战略”，倡导把丝绸之路作为欧亚地区各国之间、各种文明之间的联系桥梁。他的倡议也在比什凯克的“上海五国”元首会议上获得认可，声明指出：“各方支持吉尔吉斯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