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欣赏：寻舞也寻我美文欣赏：寻舞也寻我6岁的时候，在台湾，母亲送我去一个离家不远的私人舞蹈学校，跟刘玉芝学舞，并送我们姐妹俩去学钢琴。学了几年芭蕾舞，也学了一点中国古典舞，七岁就被送去表演了。上了中学，住校，学校没有舞蹈，我喜欢上篮球。１４岁到了美国，在美国中西部的爱荷华城，母亲找到一个当地的舞蹈学校，送我去尝试一下。一位金发老师小巧玲珑的肢体，穿着黑色的渔网袜子，手上拿着根拐杖，脚上穿着发出声音的高跟踢踏舞鞋，走进教室。很陌生的形象！上了一堂课，我不喜欢，不去学了。初中，有绘画课，我发现自己对绘画有兴趣，有两幅画还被老师拿出来在校内展览。我又开始打篮球，投篮特别的准，肢体敏捷，速度快，并被选上全州最优秀的中学女篮运动员！（多年后，我读到，玛莎·格兰姆曾经也打过篮球，还是校队的队长。运动在美国非常风行，有它在教育上的作用：锻练竞争的能力。）上了高中，那是上世纪６０年代后期，我们姐妹俩是校内仅有的“外国人”。学校里有合唱团，我的声音还不错，我参加了。暑期，母亲安排我去跟一位大学音乐教授学声乐，一开始，他就要我学唱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Rossini)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唱歌剧的呼吸方式跟运动和舞蹈不同，有些启发。我想，音乐的训练给了我听觉上的敏锐感。当年，学校有几个跟舞蹈有关的活动。高二那年，上演歌舞剧《南太平洋》（SouthPacific)，我被选上扮演其中的'一个女主角，我编了第一支舞：坐在板凳上，用手、胳膊、上身和脸部的表情，表达一首歌：《快乐的谈话》（HappyTalk)。（现在看那支坐着、原地不动的小品，真有点“后现代”！）许多人的反应不错，并说我有舞蹈艺术的才能，在学校开始有点小名声。对我来说，是在美国这个新环境里，找到了一点点立足之地。上了大学，爱荷华大学有舞蹈课，设立在体育系里。美国的大学，舞蹈课程最初是在体育系里开始的，我第一次接触到现代舞。那时，台湾“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在那学校读写作班的硕士学位，他也在系里上舞蹈课。老师教的是格兰姆技巧。在课堂上，她常点我的名字，经常喊出一个字是：“More”，这意思是“更”。她要我把动作做得更大，力量给得更多，脚下延伸得更远，空间运用得更广，速度更快……总是不能达到完美。这个字：“更”，可以说成为我的现代舞实践中一个命题。我想，有点道理，天际无边界，知识无止境；舞蹈总是在超越，包括技巧；艺术不断的创新……我的母亲、作家聂华苓说我：“她总是在寻找。”是的，寻舞，也寻“我”。开辟了现代舞的玛莎·格兰姆，留下几句名言，谈起个人，她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如果没有用尽这个特点，那么，也就可惜了。”西方是一个有“我”并注重个人的社会。想当年，中国舞蹈界有些人说：“西方的现代舞是个人主义。”不可否认，有些过分的个人主义，对舞蹈的发展产生了有害而无益的影响。但是，“个人”的存在对当代艺术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扰乱了单调、相似、一致的类型；突破了机械和习惯性；发展了创意；并给予艺术生命力。关键在于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去允许个人的存在？太过分的个人，就会形成自私，自我中心，甚至自我陶醉。多元化的社会和世界，今天，艺术似乎变得没有绝对了。但是，我相信，艺术有好坏。当然，好坏的评价是个人主观的反应，包涵了知识、经验、修养等。我经常想：现代舞以往注重真实，艺术家寻求真理；肢体是人的内在世界的一面镜子，不能遮盖也无法欺骗，对本身真实，全心全力的投入，有“小我”，但是也有“大我”。然而，后现代许多舞者和艺术家似乎把“人”藏在皮面下，躲在动作后，过分追求抽象的理念，认为冷漠就是当代的“酷”的表达，忽略了人性。后现代实验的精神可取，但是这些年许多搞舞蹈的人注重的是不断的实验，忽略了实验需要有结果。因而，作品变得没有结论。不过，我们看看西方后现代舞蹈主要艺术家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的尝试有理由，并具有过程中的逻辑性，也有结构。譬如，前不久我又看到后现代编舞家、作曲家，上世纪80年代初跟一个美国舞蹈代表团来过中国，极简派天才艺术家劳拉·迪恩（LauraDean)在１９８２年编的《天光》（SkyLight)。她动作的标志是不用头部和视线的陀螺旋转，超越和挑战人体的本能。她多年跟音乐大师史蒂夫·赖希（SteveReich)合作。她的舞蹈具备紧密的结构，结合内发但外射的精神活力，运用世界文化中的仪式形式和通用的舞蹈基本素材，有集体但亦有个人。简单的动作在重复中有变化，并运用音乐卡农结构方式，穿插复杂的音乐节拍，运用几何学的地面图形，建立起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多层次的舞蹈结构，形成舞者和观赏者共享的空间和时刻，让人着迷，并体会一份无穷尽的感受。然而，旋转的动作并不是她的原创，土耳其的旋舞（WhirlingDervishes)早已存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有舞蹈界的人对她提问：“你为什么旋转？”她回答：“地球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