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北伐对曹魏经济的影响诸葛亮北伐对曹魏经济的影响葛亮北伐曹魏之战，是由弱者主动向强者发动的一场战争。虽然在魏、吴、蜀三国并立中，魏国最强，蜀国最弱，但在这场战争中，诸葛亮指挥的蜀军曾给魏国造成相当大的威胁和震惊，却又因失误和客观条件限制而撤军，这里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又有谋略的运用问题，其间的诸多经验和教训，仍有借鉴的价值。小编带来的诸葛亮北伐对曹魏经济的影响。曹魏经济发展状况东汉末期，因为天灾战乱，社会受到破坏，使得经济衰退，大量农地荒废。部份豪强世族纷纷率领族人，建立坞堡以自卫。在其周围从事生产活动后，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坞堡和庄园制度都影响后来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模式。由于东汉朝廷的崩溃，无人重铸磨损不堪的铜钱，加上大量私钱出现。到三国鼎立后，新发行的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东汉末年，时人仲长统说：“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无民者，不可胜数。”广阔的中原地区变成一片荆棘丛生的荒野。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为了恢复和发展北方的经济，解决军粮不足与群众生活需要的问题，就吸取两汉在边疆屯田的成功经验，推行了屯田制度，保护了社会生产力。据《晋书·食货志》载：“郡国例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而到曹魏后期“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昔日荒凉残破的局面已为繁荣富庶的景象所取代。曹魏的田租户调制乃继承了两汉的赋税制度而有所改革。从田租看，汉代是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分成田租制，曹魏改为亩收四升的定额田租制。两汉统治者向农民按分成制收田租，系多产可以多收，曹魏按定额田租向农民征税，则增产亦不能增收，故更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愿意精耕细作，多产归已。三国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田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这使得社会秩序恢复，增强曹魏实力。曹魏在籍人口有443万人，灭蜀后达537万人，现代学者考虑未纳入的屯户、兵户、吏户、隐户、佃客、部曲等人群，则曹魏境内约有1300万人。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青龙元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诸葛亮北伐对曹魏经济的影响诸葛亮一伐中原时，曹睿命大将张郃率步骑精锐五万出长安。同时命大将军曹真督关右诸军十几万，前后用兵达二十万。二十万是什么概念？我们以司马懿征辽东来比较。当初司马懿讨伐自立燕王的公孙渊，出兵四万。而就这四万兵马，朝廷负责内务的大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动用四万军队尚遭非议，出动二十万则不可想象。诸葛亮的北伐确实是曹魏的心头大患。也许大家会认为保家卫国不是有边疆大吏吗，而且军队数量远在蜀军之上，何必屡屡出动中央军？其实不行。司马孚曾上表朝廷说：“诸葛亮每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司马孚一语道破天机，其实是诸葛亮每次率军进攻关中，当地驻军总是抵抗不住，不得不调用中央军。这与张郃、司马懿每次救火的情景相吻合。有一次曹睿还亲口对司马懿说：陇西之局势，非卿不可当之。张郃在对抗诸葛亮的一伐时救援人马是五万，对抗二伐时也有三万。而且皇帝曹睿也是屡出王师，第一次抵达长安，第二次驻守河南郡，可见诸葛亮对其的威胁。而另一方面，王师屡出，耗费糜废！沿途跸道、驿站、行宫开支可谓铺张，而张郃人马的减少也可部分印证体现实际负担的加重。从公元234年秋诸葛亮病死，到238年春司马懿出长安征讨辽东，相隔仅三年。当初动辄发动五万中央军加上十几万边军的朝廷连出动四万军队还要反复讨论，何以差距如此之大？可见曹魏的经济或朝廷财政收支在与诸葛亮的长期军事斗争中背上了沉重包袱。因此，曹魏朝廷出兵抵抗诸葛亮北伐确实是国库开支的大头。诸葛亮三伐时，曹魏因种种因素未动中央军，结果边军雍州刺史郭淮便丢失了武都、阴平二郡，而诸葛亮也见好就收。诸葛亮四出祁山时，对于是否调动中央军，曹魏大臣中开始有意见了。认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还有的说建议先割“上邽左右生麦以夺贼食”。但无论哪种意见，大臣都是反对朝廷动用中央军的，原因很简单，负担太重！可这次，皇帝一句也不采纳，再次抽调中央军增援前线。“前后遣兵增宣王（司马懿）军，又敕使护麦”。在减轻朝廷负担时，司马孚的计划是“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这就是祭出兵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