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1-30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方向和新领域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最大得益是，既有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等精品力著的问世，又有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等前辈专家的身体力行，他们为中国比较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开启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如今，我们已拥有学科理论研究、中外文学文化关系、比较诗学、华人流散文学、文学人类学、形象学、译介学、生态文学批评、宗教与文学关系等多个稳定的传统学术方向和新兴研究领域，其领军人物和活跃在学坛的中青年学者，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中坚力量，预示着我们学科的未来后继有人并发达兴旺。（一）传统方向学科理论、国际文学关系、比较诗学和华人流散文学研究，是我们比较文学复兴时就有的传统研究方向。1.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对比较文学具有基础性和起始性的意义，钱钟书先生早在80年代就说过“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循此，大家渐次深入文化层面，或抉隐钩沉、考辨梳理、还原交流史实，或立足于新文学的发生去考察异国文学资源的变异转化、作出新的诠释和认识等，成果丰硕，人才济济。若从国别文学之间关系的角度看，有季羡林、郁龙余，赵毅衡、刘海平，孟华、钱林森，卫茂平、杨武能，李明滨、陈建华、汪介之，严绍璗、韦旭升、王晓平和严明等的中印、中英、中法、中德、中俄和中日韩文学关系研究；以及中外文学思潮及相关专题研究，如赵毅衡的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研究，解志熙的中国唯美-颓废主义和存在主义研究，艾晓明、罗钢、罗成琰、李庆本等的中国浪漫主义思潮研究，温儒敏、陈国恩等的中国现实主义研究；孙乃修、尹鸿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孙玉石、吴晓东、尹康庄的中国象征主义思潮研究；戴锦华、孟悦、杨莉馨等的女性主义思潮研究等等。若从中国文学主体创造角度来梳理、研究外来文学的传播、影响和接受来看,则突出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文学文化关系的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大类，乐黛云、赵瑞蕻、彭定安、王富仁、孙乃修、杨武能、刘海平、孟华、王宁、高旭东等人的研究著作，以及2005年由乐黛云教授主编的“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是这方面研究的佼佼者。若从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来看，则出版了一批费时费力的中外文学关系的综合性史著，如贾植芳、陈思和主持的《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中外文学比较史（1898－1949）》，唐正序、陈厚诚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李万钧的《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周发祥、李岫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夏康达、王晓平主编的《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等。而钱林森教授主持的两套大型丛书，即八卷本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和《中外文学交流史》，是这方面研究的宏大结集。难能可贵的还有3点：其一，对“异国形象”的关注研究，一直属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而到当代，因借助于符号学、接受美学等理论与方法论，使之体系化为“形象学”的研究。孟华教授是其在国内学界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推进者，周宁教授的成果令人瞩目，而张哲俊、蔡春华、高鸿、马丽莉等一批青年学者的著作，则反映了形象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其二，许多学者在发掘和梳理交流史实的同时，还对国际文学关系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原因做出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严绍璗教授提出在民族文学视野下探讨双边或多边文学文化关系的“文学发生学”，是在确立“文学变异体”概念的前提下，通过历史文献实证和多维理论分析来还原“文学变异体”产生的历史场域，其对切入焦点的拷问启示和破解疑难的学术自信，显示了其敢于理论创新的魄力。其三，严明、孙逊、宋莉华等从事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教授，运用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所进行的东亚汉文学和诗学比较研究，不仅都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省部级奖，而且还对我们开拓学术研究增长点富有启迪。2.比较诗学研究我们30年的比较诗学发展脉络，可分为3个阶段并各有标志性成果问世：1.1978－1988年是其开创与奠基阶段。重要论著有：1979年钱钟书的《管锥编》、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81年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周发祥《东方与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比较》，1988年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等，为比较诗学研究做出了坚实铺垫。2.1988－1998年是其体系化尝试阶段。主要著述有：1991年黄药眠、童庆炳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卢善庆的《近代中西美学比较》，1992年周发祥与陈炎合著的《中西比较美学大纲》，1993年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1994年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等。上述著作既有对中外诗学比较的逻辑起点、可比性等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也有对相近诗学范畴和命题作横向比较和具体探究，并将比较诗学研究引向深入。3.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