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及影响《聊斋志异》代表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最高峰。它的艺术成就表现如下：第一，刻画了生动的人物形象。作者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构造离奇的情节，同时又善于在这种情节中进行细致的、富有生活真实感的细节描绘，塑造了性格生动、人情味浓厚的艺术形象。《黄英》写马子才好菊，一日，来了姐弟俩两位邻居，姊小字黄英，弟曰陶，以种菊卖花致富。后来马妻病卒，马子才娶黄英为妻，家里一切用度皆出于黄英贩菊花之资。小说肯定了黄英姐弟俩“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的自立精神。但马子才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总认为他们庸俗贪鄙。由思想的差异引起了家庭矛盾：马不自安，曰：“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黄英曰：“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然贫者愿富为难，富者求贫固亦甚易。床头金任君挥去之，妾不靳也。”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丑。”英曰：“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无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乃于园中筑茅茨，择美婢往侍马。马安之。然过数日，苦念黄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辄至以为常。黄英笑曰：“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马亦自笑无以对，遂复合居如初。小说展示了马子才鄙视商业的思想和对妻子的爱情的矛盾，从而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独特个性。第二，《聊斋志异》的人物描写，结合了志怪和传奇两类文言小说的传统，又吸收了白话小说的某些长处，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它把人情写得极其委婉细腻。那些狐鬼花妖兼具人情物性，如《黄英》写菊精陶：陶饮素豪，从不见其沉醉。有友人曾生，量亦无对。适过马，马使与陶相较饮。二人纵饮甚欢，相得恨晚。自辰以迄四漏，计各尽百壶。曾烂醉如泥，沉睡座间。陶起归寝，出门践菊畦，玉山倾倒，委衣于侧，即地化为菊，高如人；花十余朵，皆大如拳。马骇绝，告黄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马俱去，戒勿视。既明而往，则陶卧畦边。马乃悟姊弟皆菊精也，益敬爱之。而陶自露迹，饮益放，恒自折柬招曾，因与莫逆。这里写出了“陶”作为菊和人的双重性格，而人性始终不脱离物性，两者和谐地统一了起来。小说中的狐鬼花妖莫不具有深厚的人情。《婴宁》写婴宁的母亲把女儿的终生托付给了一个可靠的人，感到非常高兴。但女儿出嫁，她又十分不舍。当女儿和王子服“至山坳回顾，犹依稀见媪倚门北望也”。于此可见狐母对女儿的款款深情。《宦娘》中的女鬼宦娘甚至有忍痛割爱以成全他人的美德。正是因为小说细致地表现了她们的感情与人性，才使这些狐鬼花妖让人觉得十分亲切、可爱。第三，《聊斋志异》使用的是一种简洁而优雅的文言。比如《婴宁》仅用寥寥数语，刻画出婴宁美丽活泼的形象：王子服……会上元，有舅氏子吴生，邀同眺瞩。方至村外，舅家有仆来，招吴去。生见游女如云，乘兴独遨。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顾忌。女过去数武，顾婢曰：“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遗花地上，笑语自去。小说中人物的语言也以文言为主，但较为浅显，有时还巧妙地融入白话成分，如上文“个儿郎目灼灼似贼”就显得通俗而生动。这样，既不破坏其简练而典雅的语言风格，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通常文言小说刻画人物晦涩难通的毛病，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聊斋志异》问世后，曾风行一时，模拟之作纷纷出现。袁枚模仿《聊斋志异》所撰的《新齐谐》(原名《子不语》)，内容大都是些无聊的神鬼怪异之谈，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但文笔很好，语言自然流畅。在模仿或抗衡《聊斋志异》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阅微草堂笔记》。作者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献县人。他三十一岁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曾主持纂修《四库全书》，是乾、嘉时期“位高望重”的学者。《阅微草堂笔记》是作者从乾隆五十四年到嘉庆三年陆续写成的文言小说专著。《阅微草堂笔记》在体制上有意和《聊斋志异》对立。纪昀从六朝志怪小说朴素的记事观念出发，否定《聊斋志异》“用传奇体而以志怪”的创新，认为：“小说既述见闻，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蝶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闻见之?”(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转述纪昀语)这实际是要求回到古代笔记小说的水平上去。从这种保守的文学观念出发，《阅微草堂笔记》刻意模仿汉晋笔记小说，“尚质黜华”，记事简明扼要，也有一定成就。但全书多议论文笔，大大降低了作品的文学趣味。它在思想上更不能与《聊斋志异》相比。《聊斋志异》是通过志怪反映现实生活，寄托作者孤愤；《阅微草堂笔记》记述见闻，却是要“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他所谓“风教”，就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德教条，而所谓“劝惩”，也就是要鞭策人们遵守“风教”，思想水平并不太高。蒲松龄的生平和作品蒲松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