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来到了开原，看到了我在书斋的目光里曾经到达过的这个地方谢谢诸位。我本来想认真地听完大家所有的发言后，谈一点体会，做一点学习，然后再谈我的感觉。因为我来的时间不多，不象我们比较近的学者，比如乌丙安先生、彭定安先生，都是我们的学术前辈了，住的比较近，来的比较多，我想利用一点时间，把自己的一点感想及时地作以补充。这个完全属于没有认真思考以后，比较草率、比较莽撞的一个发言。太在乎议论，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刚才听了我的朋友孝英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一个开场性的理论基础性的阐述，平心而论，我真是不了解这个背景，我没看到过有关本山的那些辩论文章。其实，我是几分钟前才知道有这么些情景，这一点大体能说明：我和孝英先生是好朋友，有个小小的商榷，这商榷没有一点不同，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大体说明这个太不重要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概构不成争论。因为我是那么关心本山的人，我居然不知道，可见这个事情几乎没有影响。这和本山这座大山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２０年来的重大影响相比，那真是太小太小的事。我不认为一切争论都不重要，但是，就现在所说的这个争论，和我们的艺术创造这个距离实在是太大了。关于这个观念，我需要把它稍为升华一点来说明。这２０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走在最前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走得最慢的是文化结构的变化。就整体而言是这样的，这我很多次在很多地方讲了。当我们来实现经济结构变化的时候，当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有过一个非常英明的指示，说：不争论。为什么不争论呢？就是我们在当时一切经济结构当中所做的实验，如果让当时的经济评论员来讲的话，没有一处是对的，还不是经济学家，我只是说经济评论员。如果让他们来讲我们２０年前所做的一切，都不符合他们心中的经济规范。于是，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实践的时代，行动的时代，不争论，让我们往前走。评论者们，请你跟着理论家吧！理论家们，请你跟着实践吧！请你们跟着事实，做你们的思考吧！你们的思考可能很慢，我们可以等，但不能等很久，很久，那我们等不及了，我们必须往前走，那么，什么是往前走的依据呢？依据就是亿万人的需要，亿万人的接受程度和亿万人的评判，这才是我们往前走的依据。我们这２０年大概就是这样，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就这么过来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灾难，根据世界上各种各样坐标的分析，我们一定要摆脱这个梦，我们先做起来，我们先往前走，每走一步的时候，并没有去理会各种各样的概念对我们的限制。但是，小平的杰出就在于，有限制的时候他把它化解掉了。坚决往前走，理论是追随，更不要说一般的评论了。严格的讲，评论也不是评论了。有的时候，是不太懂经济的人的一种小感觉，这个感觉我们真是不能当真。你想想看，不要说当年的中央领导，哪怕是各个地方的官员，如果在乎大家不习惯的抱怨，在乎大家概念上的不适应，我们居然停步了，我们这个省我们这个市经济不往前发展，那如何了得？以此来说明我们的文化转型大概也是如此。应该这么说，如果经济结构还比较的符合、靠近老百姓的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的话，那么，文化结构过去就更老旧了。更老旧的结构本身是需要研究的对象，我们原来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结构当中？这种文化结构是那么的不喜欢创造，那么的喜欢评论，那么的反对前进，那么的脱离我们的大地。所以，我今天早晨遇到乌丙安先生的时候，我和他说，很多年前读你的文章你当时研究的民俗学给当时的中国文化的原有结构拉开了一条口子，就知道我们是脚踩在大地上，这个文化才有交流的可能。否则的话，你的结构来自何处呢？你说来自于苏联，苏联已经不这样了。你说来自于十几世纪的英国，英国也已经不这样了。你们认为的雅，雅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外国文化。这样的评论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一般不批评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他们对这个有种恐惧。但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他们几乎也不了解，已经到了贴近世俗的程度了。后来，斯大林时代的包装成为我们非常奇怪的一个标准，我们居然在谈论的时候，可以离开我们又亲热又苦难的土地来谈论我们中国的文化，居然可以离开好不容易富裕起来的亿万人民，可以离开亿万人民的审美需求来谈论艺术，这本来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没有构成认真的论证，在文化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有一些勇敢的艺术家往前走了，实践出现了，我们的评论家应该对这样的实践者进行追随性的讨论，就像刚才孝英先生给本山提一点意见提一点建议，我觉得这都非常好。赵本山是脚踩大地的艺术家，他和他所代表的喜剧小品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文化成果，这个成果和人民的享受紧紧连在一起我们应该很艰苦地面对这么一个事实，就是为什么它会被这么多的人所接受，这个事实其实是远远超出任何理论家的思考范围之外了，不是说我随便可以评判了。这是思考能力范围之外的问题，就象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