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依法行政现实状况与对策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基本策略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心实质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治“事”。当今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政府去依法行政，其原因不不过因为我国进入了一个新世纪，而且是因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不过因为政府有这种愿望，而且是因为人民呼声更高。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我国基层政权组织县政府，其依法行政现实状况怎么样？存在哪些问题？对策有那些？对此，谈几点认识和看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伴随经济体制改革不停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县政府充分发挥本身优势和特点，本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精神，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策略，严格推行法定职责，依法行政工作取得了显着成绩。总来看，能够概括为：“四个一”，即：一个增强、一个提升、一个完善、一个改进。一个增强，就是依法行政意识有了显著增强。现在，绝大多数县政府常务会议、办公会议在决定重大事项时，都能注意听取关于法律方面意见，制发规范性文件，都进行法律审核，从而确保了决议正当性。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后，县除领导同志带头组织学习外，还普遍举行了各种形式培训班，全部行政执法人员基本上都进行了上岗前轮训，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自觉性有了显著增强。决议正当、执法遵法、依法办事已逐步成为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自觉行动。一个提升，就是依法行政能力有了显著提升。现在，县普遍建立了主要决议法律分析和论证制度、重大决议事项汇报制度、决议信息公开制度等一系列依法决议制度和程序规范。一些县还把法制机构或关于教授做出法律分析和论证意见作为决议主要依据，并在出台主要方法前，经过调查问卷、座谈等多个形式，主动征求相关部门和管理相对人意见，为依法决议、科学决议提供依据。尤其是自行政处罚法实施以来，各县以此为契机，深入规范了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行为，不少县还经过开展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演示等活动，强化执法人员执法程序，杜绝和纠正了过去行政执法“重实体、轻程序”现象。一个完善，就是依法行政制度建设有了显著完善。各县普遍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建立了奖优罚劣机制，完善了执法程序、错案追究等工作制度，加大了执法力度，提升了执法到位率；部分落实收支“两条线”和罚缴分离制度，深入调整了执法利益机制；全方面实施持证上岗、亮证执法制度，推进了行政执法规范化，改变了长久以来行政执法主体混乱，乱执法、执法乱情况，行政执法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一个改进，就是依法行政监督工作有了显著改进。县普遍推行执法公告制度，针对行政审批、管理、检验、收费、处罚等行政执法行为，将法律依据、办事程序、审批期限、承接机构和人员、办理结果和理由、救助路径和渠道等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告，对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知情权，建立公开、公正监督环境产生了主动作用。同时，有些县还经过聘请行政执法监督员，邀请驻地企业给政府各执法部门“打分”等方式，主动开展执法效能监察和执法服务活动，加大社会监督力度，改进了执法服务环境。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机关内部一个监督机制，在对详细行政行为监督方面也发挥了主动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县行政复议案件几乎占到全部复议案件25%.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当前县政府在法律对其刚性约束越来越严和群众要求依法行政呼声越来越高双重压力下，实施行政管理难度也越来越大。工作中经常陷入依法办事困难重重，违法行政频频被告两难境地。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不适应性。行政管理效率性要求与依法行政时效性要求存在不适应。行政效率是对国家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过程和结果评价和度量，既是行政管理起点和归宿又贯通于行政管理各个层次、步骤和程序之中。因为县政府经常处于行政工作一线和前沿，必定将行政效率置于优先位置，在行政管理中试图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行政效果。而基于对行政权行使和扩张有可能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利益之考虑，立法者往往更侧重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从而赋予行政相对人较长时间以寻求司法救助。如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余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该在知道作出详细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要求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四十一条更将其扩大为“行政机关作出详细行政行为时，未告之公民、法人或者其余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余组织知道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之日起最长不得超出2年”。由此可见，政府机关追求行政效率与法律法规确定时效和期限往往存在一定矛盾性。比如每年夏、秋两季税费征收、计划生育检验、卫生模范城创建等等突击活动，县政府从效率性考虑，总是期望在很短时间内完成，方便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其余工作。一旦少数有推行能力群众以这么那样理由拒不推行法定义务，县政府往往睁只眼闭只眼放任乡、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