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历史的文学观与文学三元论浅论历史的文学观与文学三元论若说文学本质上从属于历史，这可能是既无人反对又无人深究的一个问题。目前论坛的平静，只能说明现代人理论上的麻木。其实，这个问题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过争论。明代的王廷相、杨慎对杜甫以诗为史的做法都颇有微词，而清代王夫之则更为激烈，他在评《古诗十九首·上山采蘼芜》时写道：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既事生情，即语绘状，以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1]王夫之由于主张情感本质观，所以偏执得可爱。文学与历史虽在形式上判然有别，但在历史真实的高度上，并非没有同一性。特别是那些有意反映社会生活本来面貌的文学作品，它所表现的历史真实的程度，常常是惊人的。杜甫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历史的真实面貌，给我们留下了形象的历史画面，因而享有发展中片面强调以文为诗，而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抹煞文学的美学特征之典型表现。”[2]看来，文学的历史属性，实有认真讨论之必要。同样，关于文学历史属性的争论，在西方也有发生。例如，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写道：由此可见，严格注意历史真实性往往损害诗意真实，反之，严重破坏历史真实性，就会使诗意真实性更能发挥……因而谁若想把悲剧诗人召唤到历史的法庭之前，并想向他学习知识，真是对悲剧——其实对全部诗艺都是如此——极其缺乏了解。席勒将诗意与历史完全对立起来，显然是对历史和文学的双重误解。假如悲剧的创作要以“破坏”历史真实为代价，那么“诗意真实”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悲剧经不起历史法庭的检验，那么，悲剧还有诗意的魅力吗？所以，在西方文论史上，极少有人同意席勒的观点。相反，文学的历史属性，却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但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无论中西都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和讨论。一、中国古代对文学历史属性的讨论中国最早的历史的文学观，一般表现为诗、史混同论。这可能与中国上古的杂文学观念有关，既然诉诸竹帛者都是文学，那么，诗与史自然为一家了。关于诗与史的关系，敏泽先生在他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中，有比较醒目的勾勒，现在，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作比较详细地梳理和研究。最早将文学与历史等而视之并诉诸文字的是孟轲前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在孟子看来，《春秋》等史书的出现，乃是《诗经》延续和补充，诗于史几乎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由此开创了中国诗、史不分的文艺观。其实，这种思想并非孟轲首创，很可能是他对上古诗学传统的总结。请看，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中的“观”的意思，不就包含着历史的文学观的内核吗？所谓“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所谓“考见得失”朱熹注），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诗歌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而这就是文学历史属性的表现。孔子这样看待诗歌，也非凭空产生，而是从当时官方对待民间诗歌的态度和做法中自然而然地归纳出来的。孔子之前，许多文献记载了宫廷和贵族“观乐”的活动。这些都是孟子点破诗与史关系的基础。在汉代，司马迁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却以《诗经》为楷模，为自己制定写作原则，他写道：《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4]显然，司马迁是继承了孟子的观点，按《诗》的原则去写历史，《史记》成了他的发愤之作。这样，《史记》中充满了浓郁的诗情，具有鲜明的文学性便不足为怪了。同时，司马迁写《史记》还秉承了《春秋》以来的史学传统。他说：“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5]这样他又把“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精神，带进了史传文学，开启了中国文学的写实传统。这种思想与先秦诗学的“美刺讽谏”说合流，形成了《诗大序》的文学观，它对《诗经》作了新的诠释。其云：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这里将《诗经》之风、雅、颂全都系之于社会生活，称为“四始”，认为它是《诗经》达到艺术至境的原因，明显是一种历史的观察视角。这种视角在扬雄、班固那里也有表现。扬雄前[6]总之，文章虽为心声，而实际上，它却是历史时空中的客观世界在心灵上的反映。班固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7]班固对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既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