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对身体和灵魂关系的认识西方哲学对身体和灵魂关系的认识关于身体与灵魂的关系问题是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的一个问题，下面是小编搜集的一篇关于西方哲学对身体和灵魂关系探究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从智者学派将哲人的视线从自然引向人自身以来，身体与灵魂(或心灵)的关系一直就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实，早在智者学派扬名之前，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已经涉及灵魂与身体的问题。信奉灵魂不朽似乎是从神话时代遗留下来的习俗。毕达哥拉斯学派接受了奥尔斯教派的灵魂观念，认为人的死去只是灵魂从一个身体转移到另一个身体之中，灵魂能够通过哲学这种理智思辨与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得到净化。从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我们可以发现关于灵魂与身体的一种态度，即灵魂可以不朽而身体会朽。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哲思与音乐视为灵魂净化的手段，开创了灵魂净化的两条道路：理智与艺术。这两条道路不仅直接开启了希腊三贤的哲学思辨，间接影响了基督教哲学，还与千年之后谢林的“艺术直观”和海德格尔的“诗与思”等遥相呼应。正如罗素所言：“有一个只能显示于理智而不能显示于感官的永恒世界，全部的这一观念都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得来的。如果不是他，基督徒便不会认为基督就是道。如果不是他，神学家就不会追求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的逻辑证明。”一、灵魂高于身体的观念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认为，灵魂是整个宇宙的主导原则，而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灵魂则是身体的支配力量，是生命的源泉。柏拉图“把人的本性归结为灵魂，在他看来，人不是灵魂与身体的复合，而是利用身体达到一定目的之灵魂”[2]53.柏拉图的灵魂说与毕达哥拉斯的学说相近，可见的身体支配可感的感官系统，而不可见的灵魂则负责不可见的理智思考，负责理智的灵魂高于支配感官的肉体。柏拉图将灵魂分为理性、激情与欲望3个层次。理性是纯然灵魂的，因此也就处于灵魂的最高层。欲望依附于肉体，因而是灵魂的最低层。在柏拉图看来，身体不仅是可朽的，而且是灵魂堕落后的某种形式。这一点在柏拉图的认识论即灵魂回忆说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原本高高在上的灵魂因为某种原因而堕入肉体，人认识事物的过程便是灵魂在肉体中回忆的过程。这种学说后来影响到基督教哲学，直接与基督教禁欲主义相联系。在古希腊另一位先贤亚里士多德那里，身体即便不再是灵魂堕落后的器皿，但其地位依旧被置于灵魂之下。亚里士多德将身体与灵魂统摄在其“四因说”下，其中人的躯体是质料和潜能，相应的灵魂则是形式与现实。“隐德来希”(现实)是亚里士多德最关注的概念。海德格尔说：“存在者之存在就在于这种存在状态。而这种存在状态即在场，柏拉图称之为相，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现实。”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生命体是由灵魂与身体的结合，灵魂赋予身体以形式，使身体的潜能转化为一种现实，这种转化正是生命产生的过程。尽管亚里士多德仍然将灵魂描述为“是在原理意义上的实体，它是这样身体是其所是的本质”,但在其灵魂说中，灵魂已经不再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能够离开身体而独立存在。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深刻地影响着中世纪的神学与哲学，身体自然而然地被视为灵魂的质料置于灵魂之下。基督教强调“彼岸”性，加剧了人们对“此岸”身体的轻视。古希腊开始萌芽和成型的灵魂不朽、身体可朽观，在中世纪得到了巩固与发展。近代理性主义的创始人笛卡尔的哲学第一命题是“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看来，所有外在的物体性的东西都是不可靠或值得怀疑的，只有精神性的“我思”具有直观的明证性。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第一和第二个沉思中，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大致推理过程。首先，由于经验生活的不可靠性，所以不得不抛开所有的固有的认识，并在怀疑一切的基础上重新对世界进行认识与把握。在“感官其实是会骗人的”这一基本前提下，笛卡尔发现，除了“我思”之外，一切都变得可疑起来。甚至像“我在这里，坐在炉火旁边，穿着室内长袍，两手上拿着这张纸”[5]15这一类从经验生活角度看上去是确定无疑的东西，也因为这可能只是个梦境而变得可疑起来了。然而，“我思”却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怀疑的。只要我对任何事物产生思考，只要我对自身的存在萌生考量的思维，那么，“我思”本身就是可以被确定的，这一推断不需要任何辅助说明。因为我会对我的存在进行思考，那么“我”也必然存在;如果连“我”都没有了，那么“我思”就无法产生。“有我，我存在这个命题，每次当我说出它来，或者在我心里想到它的时候，这个命题必然是真的。”[5]23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基点区分了精神性的思维与物体性的广延，这种身心二分的二元论也是笛卡尔全部哲学的基点。这一基点事实上彻底否定了身体的明证性，而将与精神思维直接相连的灵魂放在了第一性的位置上。这种身心二元论的影响一直在西方哲学中延续着，上承毕达哥拉斯的理智与感官的二分，下启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等。由此可见，灵魂高于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