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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报告(bàogào)框架一、政府行为对上市公司(shànɡshìɡōnɡsī)的影响综述李稻葵(1995)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fēnquán)财政体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对增加当地收入变得非常关心,这使得地方政府开始重视当地企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对企业的投入。而在以行政力量的作用为基础的“灰市场”盛行的条件下,企业如果能使政府的主管部门成为自己的合伙人之一,企业便会获得许多好处。鲁政委(2003)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早期对企业的许多投入:比如产权保护、管理投入以及银行信贷等对当时的企业发展的确具有非常重要(zhòngyào)的意义。钱颖一(1995)指出由于地区间争先致富的竞争,使得其成为地方政府对企业掠夺性行为的一个制约力量。因此,谭劲松,郑国坚(2004)认为在产权公有、剩余控制权归地方政府所有的制度安排下,特定的外生力量,如制度环境(如中央政策)和非制度环境(如市场发育程度),使政府的干预提高了企业效率杨瑞龙(1998)认为政府官员垄断租金最大化目标主要表现为职位的升迁、权力的稳定性、对资源的支配力及灰色收入等,而这些目标的实现(shíxiàn)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政府总是在各种目标可能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之间权衡后作出其控制行为,这就决定了客观上存在着由于各种目标的不协调导致在企业看来不合理且无效率的非利润最大化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王红领(2000)的研究表明,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在政府官员心目中的先后次序是由官员的“政府化”程度决定的,而领导(lǐnꞬdǎo)的“政府化”程度取决于其政绩与非经济目标的关联程度。黄孟复等(2005)指出截至目前,中国的转型远未完成,政府仍然在许多资源(包括水、电、煤、土地使用权等)的配置中具有绝对(juéduì)的垄断权,并在资源的分配过程中优先考虑国有企业。评述(pínꞬshù)二、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公司绩效的影响1、国外文献(wénxiàn)的简单综述二、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公司绩效的影响(yǐngxiǎng)2、国内文献的综述2.1对大股东的研究黎来芳(2005)将控制性股东对企业的控制区分为道德控制、非道德控制和不道德控制。道德控制是指控制性股东遵守商业伦理和诚信(chénꞬxìn)义务的最高标准,以公平、均衡和无私为控制动机,通过控制权的行使为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牟取共享收益的现象。非道德控制是指控制性股东在行使控制权时忽略商业伦理和诚信(chénꞬxìn)义务的现象。不道德控制则是指控制性股东违背商业伦理和诚信(chénꞬxìn)义务的原则和规戒,通过控制权的行使,不惜侵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自身攫取私人收益的现象。控制性股东的“掏空”行为属于典型的不道德控制。孙兆斌(2006)采用技术效率这一指标进行公司价值和绩效的衡量。研究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Herfindahl5指数)和控股股东(gǔdōng)的持股比例与技术效率水平以及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与技术效率水平也显著负相关,而与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则没有一致并且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控股股东(gǔdōng)的非流通性质与技术效率水平以及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控股股东(gǔdōng)的两种行为倾向中,“支持行为”的效应要大于“掏空效应”,股东(gǔdōng)间的制衡对提高上市公司的效率毫无益处。罗党论,唐清泉(2007)以2001年至2003年度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地区治理指数(王小鲁,樊纲,2001,2003,2004)进行研究,发现(1)市场环境显著地影响了控股股东“掏空”的行为动机,因而如何减少政府干预,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是政府,包括监管机构在减少控股股东“掏空”行为,降低“掏空”动机中要扮演(bànyǎn)的重要角色。(2)在地方政府发生财政赤字后,直接或间接地驱动了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动机,这也隐含着清欠上市公司占款的有效性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这说明对发生财政赤字的地方上市公司,需要分配更多的监管资源加强监管。(3)制定监管政策(年度虚拟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能遏止“掏空”的行为。二、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jiàzhí)、公司绩效的影响2、国内文献的综述2.1对国有大股东的研究张维迎(1994a)指出在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情况下,代表国家行使最终控制权的是远离企业的政府官员,这时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使企业管理者拥有(yōngyǒu)大量的一般剩余控制权,从而产生严重的“内部人控制”,而代表国家的政府官员不必为他们的决策承担所有者的风险,其手中的最终控制权成了“廉价投票权”夏立军,方轶强(2005)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终极控制人数据,首次将上市公司细分为非政府控制(即民营、乡镇或外资资本控制)、县级政府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