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与科学划界——Ｌ．劳丹的划界理论在一篇题为《划界问题的消亡》的文章中，劳丹说：“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科学信念的内容都具有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求划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经过详细分析，看来不存在一个认识常量。……划界问题－－被波普尔称为‘认识论中心问题’的那一问题是虚假的，因为它预设了这一常量的存在。”［a］劳丹是循着以下思路得出上述结论的。首先，他设立了关于科学划界的三个元标准。然后他检查了新老划界主义传统，发现无一划界方案满足元标准。最后他才形成了异质性概念科学观。不难看出，此处的异质性概念很关键，它不仅是消解划界问题的理由，而且构成了他近期提出的规范自然主义的核心内容。一、消解划界问题的论证科学划界的元哲学问题有三条。i．提出划界标准应满足怎样的充足条件？劳丹认为任何哲学意义的标准都必须满足：a．“能够表明科学的认识根据或证据基础要比非科学更加确定。”［a］b．哲学意义的划界标准必须对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方式作出足够的解释，必须从认识论意义上表明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c．划界标准必须足够精确以使我们能说出所研究的各种活动和信念能否满足这一标准。ii．分界标准必须是为一组活动和信念设立的必要充分条件。如果仅是必要条件，该标准仅仅把某些内容确定为非科学的，但却无助于确立什么是科学的。如果仅是充分条件，我们无法决定某种活动和信念是否是非科学的。例如，占星术不能满足一组对科学地位来说是起码的充分条件，这一事实使它成为一种认识暧昧区－－可能是科学的，也可能不是。iii．分界的隐含的动机是，维护科学对非科学的认识优越性。把某一活动贴上“科学的”或“非科学的”的标签是社会和政治的枝节问题，这完全超出把信念分成两堆的分类工作。尽管主要是按认识特征加以分类，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非认识的结果。设立了以上三个元标准之后，劳丹考察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各种划界构想，结论是要么这些标准与我们对科学范例的直觉相悖，要么违背了他所设立的元标准。劳丹把划界分成新老两个传统。所谓老传统是从亚里士多德到１９世纪的划界主义思想。新传统则是自标准科学哲学至今的划界主义。先来看看老划界传统。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对相互独立的划界标准。标准Ⅰ是科学通过其原理的确实可靠性而与意见、迷信区分开来。标准Ⅱ是科学通过对第一因的理解而与工艺区分开来。这一对大相径庭的标准在整个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中支配着关于科学本质的讨论，也为１７世纪重新考虑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但亚里士多德的标准Ⅱ被许多科学家抛弃。１７世纪的大多数思想家都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划界标准Ⅰ，但拒绝他的标准Ⅱ。伽利略、惠更斯和牛顿都宁可不要理论知识，而要经验知识，他们三人都把不以最初原因或本质为理论基础的信念系统完全视为科学。尽管１７、１８世纪的思想家之中存在着方法上的分歧，但是人们普遍同意科学知识是确实可靠的，这种一致意见几乎贯穿这一时期通常的认识论上的分界讨论。到１９世纪，这种信念被可错论观点所反驳。孔德、马赫等人把科学的确实可靠性弱化到方法论的独特性，即区别科学与其它行为和信念的是其方法。但这些思想家面临着两个困难。其一，他们在什么是科学的方法上意见不一。其二，当时大多数科学哲学家提出的对“科学方法”的描述与正在工作的科学家实际上使用的方法几乎毫不相干。再来看看新划界主义传统。该传统的代表是企图为科学划界设立逻辑标准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把证实原则视为划界标准。正如奎因和波普尔指出的那样，该标准的哲学预设是“可实证性，有意义和科学特征三者同一”［b］，这一标准受到了来自不同阵营的批判，总的说来它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丘奇论证道，过强的划界标准把科学原理和理论排除在外，过弱的标准－－仅仅要求命题和可能的观察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又不能驱赶形而上学的怪兽。［b］另一方面，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还受到了科学史实的嘲笑。劳丹指出：“不仅有许多科学陈述不能完全被证实，而且大量非科学的和伪科学的信念系统也具有可证实的成份。”［b］地球扁平学说就是一例。逻辑实证主义之后，取而代之的是K．波普尔的证伪原则划界标准。它涉及到可证伪性和可检验度二重尺度。“一个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b］另外，科学划界还存在着可检验度的考虑，如果理论T［，１］比T［，２］具有更高的可检验度，则T［，１］比T［，２］具有更多的“科学性”。对波普尔划界标准的批判，劳丹采取以下策略。首先，针对可证伪性，劳丹指出它可导致常识性谬误。按照波普尔的观点，平坦地球论者、《圣经》的编选者都可成为科学家，只要他们提出一些观察报告，无论这些报告是多么不可能，只要它们能引起思想变化就行。其次，可检验度标准不可能比较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T［，１］与T［，２］存在着可检验度的差异的前提是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