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荀子(xúnzǐ)的生平与思想荀子(xúnzǐ)生平（一）荀子(xúnzǐ)的生平当时荀子曾经力图说服齐当权者选贤任能(xuǎnxiánrènnéng)，重用儒生，实行王道政治，争取统一天下，但忠告未被采纳。后来有人向齐襄王说荀子坏话，荀子离齐投楚，结交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被任命为兰陵令（今山东苍山县兰陵）之后荀子还曾经游说秦昭王和赵国的孝成王，但都未被重用，后被春申君劝回楚国，仍做兰陵令，春申君遇刺后，就在兰陵的家中潜心学问著述立说数万言，死后葬在兰陵。（二）荀子(xúnzǐ)的思想总论(zǒnꞬlùn)1、荀子(xúnzǐ)主张性恶论2、以义制利的义利观荀子的义利观，主张在以礼节欲的前提下，义利两有，力图既克服纵欲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的错误，又避免禁欲主义和“寡欲”说的消极倾向，它显然是汲取了儒家“见利思义”说及墨家(Mòjiā)”贵义“”尚利“说，法家的”人性自然论“及”趋利避害“说等观点中的合理成分，在先秦诸子的义利之辩中具有批判总结的意义。3、荀子反对(fǎnduì)天命鬼神4、荀子隆礼重法的礼法治(fǎzhì)思想荀子希望“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的社会秩序(shèhuìzhìxù)，为维护这种秩序，在注重礼仪教化的同时，还要注重法治。主张“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5、荀子重视(zhòngshì)民众的力量董仲舒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举贤良文学”诏令。根据这个诏令，各地方官吏推举所谓“贤良”、“方正”、“文学”之士100多人到京都长安，以备朝廷咨询任用，董仲舒也在其中。到长安后，汉武帝曾三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他都作了详细的对答，综述了自己(zìjǐ)的思想主张。他在第一次对策中，以儒家的所谓“五帝三皇”之道，“三代受命”之符，论证了一套“天人感应”的观点，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灾异都与国家政治的好坏有关。他认为国家实行“礼乐教化”就会兴盛，否则老天爷就会通过自然灾害来对统治者发出警告，促使统治者改变治国方法；如果统治者仍然执迷不悟，那就要遭到亡国之祸。在第二次对策中，他着重阐述了选拔人才、任用官吏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具体提出了一套选用官吏的办法，即每年由郡守以上官吏向中央推荐两名“贤才”之士，再由皇上亲自考察后加以任用，并根据各地所推荐的人才的优劣，来决定对各地方官的奖惩(jiǎngchéng)。所推荐的人才优秀，则有奖，否则就要受到一定的惩罚。第三次对策中，董仲舒系统地提出了一套“王者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同时特别强调应该用儒家思想来巩固统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zhèngzhì)主张。董仲舒还在对策中提出了“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建议，以达到“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之目的。董仲舒的这三道对策，正投合汉武帝的胃口。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尤为汉武帝所欣赏，并被采纳。从此，儒家思想便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董仲舒的这三道对策，被封建史学家称之为“天人三策。”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一书，推崇儒家公羊学派，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主张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天人感应”论的神秘主义思想体系。其中包括“三纲”、“五常”、“三性”、“性三品”等学说，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了一套适应封建统治要求的意识形态政治哲学，建立在“天命”论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上的政治思想，维护了皇帝至高无上(zhìgāowúshàng)的权力和专制统治，为加强封建统治提供了一整套的理论依据，不仅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也适应了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封建地主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发展，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如此漫长与此思想的确立有很大的关系。朱熹朱熹最主要的建树是，承继了程颐、程颢之理学，以弘扬儒家伦理为核心，整合了儒道佛三家伦理思想，完善和创立了理学体系，如他视理为万物之本源，从而使儒家思想体系更具哲学化，并步入了成熟阶段，提高了层次。他把“三纲五常”视为天理，主张修德之实在于去人欲，存天理。他兴书院、授理学，以理学化了的“四书”为教本，培养治国治世之才。其实，在朱熹之前，并没有四书之说，但朱熹把《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挑选(tiāoxuǎn)出来，列在四书五经之首，如此一举，就使儒家在哲理上和心理上能与佛道两家相抗衡，不仅提高了儒家的学术水平，并增强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他为白鹿书院订立的学规与教规，影响后世教育700多年。他提出了“五教”与“四要”的教育思想。所谓“五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谓“四要”，即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修身之要是(yàoshi)“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