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财政分权、公民组织参与及社会资本FiscalDecentralization，OrganizationalInvolvementandSocialCapitalinChina高琳摘要：现有财政分权文献倾向性地针对政府行为展开研究，而对居民行为及居民与政府互动问题关注度不够。本文尝试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中国财政分权下的居民组织参与行为展开研究，运用2001-2007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后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确定无疑地促进了社会组织发育，而财政收入分权对社会组织的影响较为复杂，在拥有高度财政收入自主度的地区，社会组织发育良好，同时，在大量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地区，社会组织也可能得到较好的发育。本文的研究为评价我国财政分权的后果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一方面，尽管中国的财政分权建立在缺乏正式民主机制的政治环境上，但财政分权会内生出一股力量促进公民组织参与及社会网络的形成，这将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作用下产生的社会组织可能直接承担了提供部分公共服务的功能，从而满足一部分公众的偏好，与政府正式机制形成“合成”效应。关键词：中国式财政分权公民组织参与社会资本1中国式财政分权、公民组织参与及社会资本一、引言Tiebout(1956)、Musgrave(1959)及Oates(1972)等人奠定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理论表明分权缩短了公共服务供（政府）需（居民）双方的信息距离，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偏好匹配机制（deMello，2000；龚锋、卢洪友，2009)，从而提升居民福利。显而易见，这种福利机制必须依赖于供需双方良好的互动，居民要能够表达自己的偏好，政府对居民的偏好能够做出回应。然而，财政分权文献倾向性地针对政府行展开研究，而对居民行为以及居民与政府互动问题关注度明显不够。事实上，Oates(1999)就提醒人们要关注财政联邦主义中的居民行为，他指出财政联邦主义对居民政治参与程度、公民精神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认为它们本身对财政联邦主义的福利机制就很重要。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的财政分权，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分权模式（Martinez-VazquezandMcNab，1997），有学者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只涉及政府、不涉及居民（周业安、章泉，2008）。我们的问题是：在我国尚缺乏正式民主机制的财政分权框架中，辖区居民如何表达偏好？政府和居民存在互动吗？财政分权会不会促使辖区居民产生有利于集体行动的意识或行为？国内的财政分权经验研究文献中，丁菊红、邓可斌（2008）建立了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动态博弈模型用以解释中国的财政分权路径，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初步探讨了居民偏好与政府偏好的互动问题，他们指出居民的偏好表达很重要，可是，如何表达呢？对此，他们没有深入探讨。龚锋、卢洪友（2009）正式将财政分权下公共服务供需双方行为结合起来，迈出了喜人的一步。可是，他们刻画的居民行为是建立在国外的中位数投票理论上的，尽管他们对中位数投票理论进行了中国化处理，但显然具有假设的性质。本文尝试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式分权下的居民行为以及居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拓宽了现有中国式财政分权研究的视角，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公民组织参与行为及居民社会网络的形成，由此促进现代公民型社会资本的发育。另一方面，最近国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很热，但大都集中于社会资本功效这一命题，对社会资本决定因素的研究不多，即使是在有关决定因素的文献中，也多是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个人层面研究，而对宏观环境以及制度建构对社会资本的总体效应的研究十分缺乏。财政分权作为我国转轨过程中重要的制度建构，目前尚无文献探讨它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本文决定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们用居民社会网络联结度量社会资本，采用了宏观存量数据，与微观调查数据相比，宏观数据的时间序列性使得我们能较好地观察到财政分权对社会资本产生的总体效应。本文的第三个特色是运用了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deMello(2000)采用截面数据就财政分权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行了跨国研究，与他的研究相比，本文较好地避免样本异质性的影响。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章的理论背景，介绍了文献中制度建构与社会资本的两种研究范式，从而引出财政分权这一制度建构与居民组织参与行为的内在关联；第三部分2对中国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公民组织参与行为提供了一个社会资本视角的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二、理论背景社会资本如同财政分权一样，已经成为学术界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政治、经济及社会具有积极作用(Putnametal.，1993；Porte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