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22年是中国服务业高速成长的40年，也是服务业全面深化改革的40年。中国服务业改革的动力、路径以及模式，与工业改革、农业改革等有着诸多不同，并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服务业改革“中国模式”。深入剖析中国服务业改革的这些独特之处，对于进一步推进未来服务业改革、完善改革的顶层设计具有重要意义。1.1978-1983年：就业与需求压力推动下的服务业改革。这一阶段改革的动力主要是缓解当时因知青返乡而产生的就业压力以及服务业供给不足而产生的需求压力。改革的路径主要是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服务业领域边际增长。具体的改革措施包括：“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但不准雇工”；开放市场，允许个体从事商品流通工作；提高对服务业工作的重视程度；积极宣传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相关概念等。值得指出的是，这一阶段服务业改革的重要特点是，改革的原意不是为了促进服务业发展（当时连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概念都没有完全进入决策层的视角），而是为了解决普遍存在的就业压力。在改革措施方面，没有直接从现有的服务经济体制开始着手，而是从实际出发，破除认识上的障碍。从市场准入、所有制松绑等方面入手，以增量推动存量变革。通过市场的开放，利用边际力量慢慢改变服务业发展格局，积极利用渐进市场化的力量，给改革设立一个缓冲地带，进而对服务业的体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先易后难、先边缘后中心、使改革阻力最小化的增量推动模式，其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当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不重要。事实上，1978-1983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并未显著上升，其中在1979-1982年，服务业比重还呈现下降趋势。直到198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才真正超过1978年。2.1984-1992年：增长压力下推动的服务业改革。经过了1978年以来的边际化改革，以及关于服务业概念、意义、作用等各个方面的理论探索，到1984年，社会各界以及政府部门对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已有深刻认识。而且，从发展现实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1985年服务业超过了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第二大产业部门。在增长动力方面，从1985年开始，作为改革重要动力的第一产业增长速度开始回落（1985年增长速度仅为1.8%，之后持续维持在个位数）。中央开始对主動深化服务领域的改革有了深刻认识。1984年6月，邓小平指出，下一步改革重点将发生变化，“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当时，决策层认识到，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比均已超过60%，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固然有加速工业化、提升工业制造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将服务业发展起来。因此，如何加快发展服务业，发挥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动力与支撑作用，需要在改革方面有大动作、花大力气。在这个背景下，1984年中国开始了第二轮服务业改革。1984年，中央指出，今后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明确提出，“发展第三产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社会越是进步，搞第三产业的人越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第三产业发展规律的较早的公开表达。1986年4月“七五”计划提出，第三产业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大力发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特别是要大力开展咨询服务，积极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等产业”，并在五年计划里首次提出了“第三产业”概念和第三产业发展目标。可以说，从1984年开始，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在决策层得到了认可，因此，服务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挥服务业作为增长动力的作用。改革的路径主要是将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相关领域市场准入、价格等方面的改革；重建服务业增长动力，为国民经济增长做出贡献。金融、电信、民航、交通等行业都存在着政企不分等问题，持续推进服务业各个行业的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改革，积极完善市场管理体制，也成为服务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改革对于形成市场主体，改善当时服务业的供给状况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在形成市场主体过程中，由于缺乏市场监管措施的跟进，以及对民营经济开放不够，形成了行政垄断等问题。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服务业改革的一个重点。20世纪80年代，通过将附属于政府部门的一些服务职能进行剥离，例如将银行、电信、交通等部门剥离出来，形成政企分开的架构，对促进服务业市场竞争具有一定作用。虽然现在看来，这些服务部门从政府部门的剥离是不完整的，还遗留了诸多历史问题，但当时这种剥离建立了市场化的基础，对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1993-2000年：财政压力推动下的服务业改革。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最初是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进行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