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形象传播不利反馈的应对路径减少非故意的信息误读，重点是提高记者的素养，记者自身不仅对信息源的理解要深刻全面，而且要能通俗易懂且准确地表达出来；减少因对政府和媒体的不信任而产生的信息误读，关键在于报道的客观平衡。在报道成绩时，不回避问题；在宣传典型时，不任意拔高；在传播主流价值时，不简单否定其他思想。如此长期努力，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不断提高。而对于国外一些媒体恶意解读信息，则要通过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加大国家形象塑造的力度。信息干扰及其应对任何一个事件发生以后，一般都会形成多个信息源，而且事件越复杂，形成的信息源就越多。由于不同的传播者有着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对同一事件会形成不同的传播信息。同一事件，在有些人眼中可能是正面消息，在另一些人眼中则可能是负面消息；在从初级传播向多级传播不断延伸的过程中，信息也会不断衰减或变形。因此，受众往往难以辨别究竟哪一个信息是事实真相的反映。一些混乱的信息，特别是流言谣言会对政府形象造成损害，甚至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需要过滤各种干扰消息，确保政府的权威信息顺利传播。具体举措包括———发布新闻通稿。所谓“新闻通稿”，是由政府事先拟定好的对某一事件的报道，供新闻媒体在报道中使用。这种“通稿”一般是当地政府对于某件事情的信息通报，以及对观点、态度以及自己采取的措施、做法等等的解释说明。在一些涉及重大问题、重大活动和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为防止信息的误读、误传而导致信息混乱，甚至影响社会稳定，需要统一信源、统一传播内容，从而把最准确最权威的信息传播给公众。它可以起到统一认识，稳定人心，高效动员等作用。但是，新闻通稿不能滥用，不能沦为一些政府的官员掩盖真相、逃避责任的工具手段。否则，就会丧失公信力，宣传效果适得其反。媒体须标明信息源。一般来说，信息源的数量与新闻的重要、敏感、复杂程度成正比，报道中出现的信息源越多，事实呈现的肌理越精细，报道的内涵越丰富。“不依靠单一信息源做报道”，在许多西方媒体中已成为一个技术规则。但是，当不同信息之间发生矛盾时，受众往往要根据其信息源来判断其可信度，因此媒体发布信息时一定要标明信息的来源，让受众能够根据各信息源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于媒体故意模糊信息来源、误导受众并造成严重危害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有针对性地发布正面信息。目前，网络上、短信中，“灰段子”、“黄段子”、“黑段子”十分流行，有不少是讽刺批评政府或领导干部的。虽然有的讽刺和批评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不少以偏概全，损害了政府形象。要消除这些负面影响，依靠传统的媒体和传统的方式远远不够，政府也需要学会利用各种新媒体，如网络、手机等工具，利用博客、微博等新的形式，树立和传播自己的形象。控制有害舆论。有害舆论主要指违背事实的流言和谣言。按其类型可以分为牢骚性、攻击性、宣传性、牟利性和误解性等流言和谣言。如何处置各种类型的流言和谣言？首先要及时掌握社会舆论的现状。领导者必须高度重视信息的收集、整理、传输、利用等工作。培养一批专业化的信息收集、整理、加工、传输人员；形成一套规范化、自动化的信息处理程序等；其次，要扎扎实实地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以防流言和谣言的产生；再次，要对已经形成的流言和谣言迅速采取行动。要积极利用媒体，引导舆论，及时、广泛地公开事情的真相和处理过程。及时发现流言、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并与之沟通，告知传播流言、谣言的危害性和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制止其违法行为。如果造谣惑众，危害严重的，应当依法惩处。公众质疑及其应对公众质疑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怀疑政府信息的真实性；另一种是怀疑政府信息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前一类情况的处置相对复杂，本文暂不做专门分析，先分析第二种情况。政府信息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并不是媒体本身造成的，而是由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所决定的。过去，由于媒体的统一管理以及互动性不够，质疑的声音虽然存在，但不会相互激荡，形成“媒体事件”，对政府决策的实施影响不大。但在新媒体环境下，特别是网络的迅速发展，只要对政府决策有不同的看法，网络很快就会有声音出来，其中一些意见会引起网民的共鸣，从而很快形成网络热点。对此，政府部门决不能置若罔闻。一是要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如果不涉及到国家秘密，且时间允许，最好通过媒体公布草案，让公众充分讨论，在充分吸收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再做决策，这样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决策失误，还可以避免因公众参与不足而带来的质疑。二是正确面对公众的质疑。如果政府决策引起了公众的普遍质疑，那就不能简单地加以推行，最好组成联合审议组，对政府决策进行审议，如果确信决策没有实质性的问题，则将审议意见通过新闻发布会等方式予以公布，通过媒体将赞同政府决策的专家和公众的意见传播出去，争取更多的认同。如果联合审议组认为政府决策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则需要下令暂停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