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的主要贡献初唐四杰的主要贡献导语：初唐四杰对于唐朝文学的发展起着奠基作用。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关于初唐文学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初唐四杰是指共同活跃于7世纪下半期文坛上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在思想性格、生活遭遇、文学主张，以至创作实践上都有许多共同倾向，故合称初唐“四杰”。四杰中当以王勃、骆宾王成就更高。他们身上也体现着沿袭与变革六朝文风的两种倾向，但与宫廷诗人不同的是，他们力求创新的精神与成就显然更强更大。正像王世贞《艺苑卮盲》所评：“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简言之，在声调、章法、藻饰方面虽不脱齐梁遗风，但在内容、气骨、兴象方面已大大超出齐梁。王勃(649～676)，字子安，王绩侄孙，六岁能文，青年时代“迫乎家贫，道未成而受禄”。出仕后又两次废官，于是，“雅厌城阙，酷嗜江海”，“著撰之志，自此居多”。二十七岁时去交趾探望父亲，溺海而死。杨炯(650～693?)，陕西华阴人，官至盈川令。卢照邻(637～6897)，字升之，河北范阳(今北京附近)人，一生只作过几任小官，晚年又得恶疾，长期卧病，不堪忍受，自溺而死。骆宾王(640?～684?)，婺州义乌(今浙江省义乌县)人，极具浪漫气质，曾想以布衣直取卿相，但仕途很不顺利，主要作些主簿、县丞一类的小官，并因事下狱。“天生一副侠骨”(闻一多语)，年青时以诗剑自娱，自谓“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畴昔篇》)。曾两入戎幕，有长期的边塞生活经历。后来参加了徐敬业讨伐武则天的军事行动，兵败后不知所终。由此看来“四杰”都年寿不高，官位不显，仕途多舛，在生活经历上已和宫廷诗人截然不同。但他们都才华横溢，慷慨有志，对功名事业充满幻想。王勃曾云：“仆生二十纪，有志十数年。”(《述怀拟古诗》)杨炯曾云：“丈夫皆有志，会是主功勋。”(《出塞》)卢照邻曾云：“谁能借风便，一举凌苍苍。”(《赠益府群官》)骆宾王曾云：“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宿温城望军营》)但他们都失败了。“才高而位下”，“志远而心屈”(王勃《涧底寒松赋》)的遭遇，使他们的创作更接近现实，更多一层愤懑之情、牢骚之气。四杰在文学主张上都竭力反对华而不实的绮靡文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为此，对齐梁文风的批判尤显自觉。如王勃《山亭思友人序》云：“文章可以经纬天地，器局可以畜泄江河。……思飞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调下云尔。”骆宾王《伤祝阿王明府诗序》亦云：“事感则万绪兴端，情应则百忧交轸。”对齐梁诗“争驰新巧，启其淫放”，“莫能正本”多有批判。杨炯的《王勃集序》，不但可视为杨炯的主张、也可视为王勃的见解：“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琢。揉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狥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那么，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文风呢?杨炯的《王勃集序》概括道：“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这显然是自觉地有别于齐梁文风。当然，他们有时过于绝对，把文章看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王勃《平台秘论·艺文》)，而把“缘情体物”视为“雕虫小技”，甚至只推崇《诗经》，连屈、宋和建安诗歌都一律排斥，如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云：“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杨炯《王勃集序》云：“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四杰诗文，内容上有较大开拓，正像闻一多所评，是由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以下几类，而这几类又都可以归为传统的言志抒情。一、边塞诗。初唐诗人多喜写边塞诗，四杰的成就更高。他们的边塞诗集中抒发了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很能代表初唐诗人在国力走向繁荣时那种特有的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如杨炯《从军行》云：“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后两句正是初唐诗人急于建功立业心态的典型写照。有历参西北、西南戎幕生涯的骆宾王在这方面成就尤高，如《从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