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明建设信息简报催生读书月的,是深圳人在阅读上的“先知先觉”。深圳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来深圳的人都怀揣各种各样的梦想。实现梦想的动力,就是不断的知识更新和信息滋养。正因如此,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追求就更加自觉主动,这座青春都市也就有了巨大的读书热情。其中,有两件事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第一,是1996年11月的第七届全国书市。全国书市,这个曾被别的城市认为是亏本买卖的“烫手山芋”,在深圳变成了“香饽饽”。这是出版界一次史无前例的盛会,当时,为控制顾客的数量,开业当天实行售票,5元一张门票,没想到当天前来参观购书的市民依然多达10万人!短短10天,深圳书城销售额高达2177万元,一举创造了5项全国纪录。第二,是深圳当时的图书馆现象。记得原来在北京读书工作时,常为了写论文跑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可谓门可罗雀,去借书时畅通无阻,可是,来到深圳后发现,这里的图书馆总是座无虚席,年轻人都排着队进去读书。我曾在团中央工作过,记得团中央领导多次告诫我们,知识的积累,决定一个人最终的高度,也决定一个国家和一座城市最终的意义,我们要为21世纪读书学习。来深圳工作后,目睹人们学习读书的热忱,我曾在xxx年为《深圳青年》杂志写下一篇卷首语《为了21世纪回炉》——“在深圳,10个蓝领中有6个曾经和正在回炉,而在白领中是4个,平均言之,这个城市有一半左右的劳动者,在辛勤地工作一天后,还要透支精力、花费财力,艰苦地学习。这是怎样的精神与价值!”、“一个人能够坚持不懈地学习,他是在进取,而当一代人和一个民族都有这种持续的热情时,那将是种族的幸运。”市民的读书热情和求知渴望,引发了我们的深深思索——作为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我们应该在市民阅读行为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也许,举办专门的读书活动,正是一条绝佳路径。这时,媒体的声音出来了,市图书馆副馆长、市政协委员刘楚材的提案上来了——《关于建立“深圳读书节”的提案》,与我们的设想不谋而合。xx年4月,文化局新闻出版处开始调研,提出策划草案。我们寻思着,设立读书节还需人大审批通过,改成什么好呢?设立“读书周”吧,时间太短,还没热起来就闭幕了。最后,我建议把“读书节”改成“读书月”。20xx年4月,我们向市委宣传部递交《关于在我市举办“深圳读书月”活动的报告》,并向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白天同志作了汇报。不久,市委宣传部正式批复“同意每年11月为‘深圳读书月’”,时任市委副书记李统书也专门批示“好事,要尽力做”。20xx年11月1日上午10点,首届深圳读书月在深圳书城北广场隆重启动。那一天,市领导李统书、周长瑚来了,老领导李灏、厉有为来了,机关干部、企业员工、武警战士、中小学生都来了,彩旗气球飘起来,威风锣鼓响起来,深南路上行人驻足、车辆减速。那一天,我主持并宣布首届读书月开幕。我们希望,深圳民间蕴藏的巨大读书热情将通过读书月得到充分释放,市民的阅读权利将通过读书月得到充分满足。一路风雨同行,读书月拥有“全世界最高级的顾问团队”读书月的设立,被媒体誉为“深圳人的又一创举”。创举,就意味着没有经验可借鉴,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如何办好读书月?我们为读书月请来了“全世界最高级的顾问团队”。20XX年10月26日,读书月组委会聘请老领导李灏、厉有为、李海东同志为总顾问,同时向饶宗颐、金庸、陈佳洱、谢冕、余秋雨、牛憨笨六位先生发出“特别顾问”的聘请书。读书月走过11年了,他们一直与我们风雨同行。三位老领导,在深圳“杀出一条血路”中功勋卓越。在位期间干得轰轰烈烈的他们,却有一个共同遗憾,就是觉得深圳的读书风气还没有形成,所以,他们非常乐意帮助我们来推动读书月。读书月有个惯例,在组委会全体会议前夕,必定专门向总顾问汇报年度主题、重点活动,请他们提出宝贵意见。记得在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之后,组委会办公室公开征集读书月总主题,经几番讨论,我们拿出三条备选。在征求意见时,三位老领导异口同声:“‘阅读·进步·和谐’好!”一时传为佳话。每每读书月启动,他们只要在深圳,一定准时参加。有一次,李灏同志脚扭了,还坚持在主席台上站了50分钟,他笑着和我说,“读书月我是一定要参加的,明年可不要罚我站了!”如此真情,怎不让人感动?读书月的特别顾问,都是德高望重的鸿儒大家,他们为读书月不遗余力,或登坛开讲,或推荐好书,或策划创意,或题词赠字,总给我们许多收获和惊喜,了解欣赏读书月的他们,成为这一品牌自觉的传播者、真诚的推广者。金庸先生来深圳参加读书月活动时,我们安排他住在五洲宾馆,他一直说这里太高级了,住商务酒店就可以,还要自己付房费。我们给他讲课费,他更是分文不收。逛书城时,他坚持自己掏钱买书,“我应该对深圳文化有自己的贡献”,他对读书月印象深刻,“深圳这样一个年轻的城市有如此欣欣向荣的读书尚学风气,是我没有意料到的。”饶宗颐先生在84岁高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