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极具参考价值，如若有用请打赏支持我们！不胜感激！王朝管理的五个思维支柱（下）(职场经验)思维支柱四：管理的前提是合一而不是多元在中国的历史物件中，最具传说性质也最为诱人的不是金钱而是玉玺。原因很简单，这是皇帝使用的，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王朝的创造者们无论如何得想个办法拥有这么个物件，以证明自己的身份。与西方的人神分立不同，中国是典型的神附体思维。在西方，人是人，神是神，而在中国，某些人就是神，比如皇帝；在西方，国王、皇帝也要对神礼让，尊敬神在世间的代表者——教皇等，但在中国，皇帝本人就是神的化身和代表者。天人合一从皇帝的身份开始。既然皇帝是天上之神在人间的代表，也就是天子，那么，他的权力应该就是不可动摇的。合一的治理权力既然王是“天命”所赋，其治理的权力就是唯一的，是至高无上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观点各有千秋，但是，对待国家治理权力的看法却是出奇的一致：国家必须用合一的权力进行治理。维护权力的合一成为治理追求实际上，权力的合一性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有着很强的合理性，同时在管理具体的事务中也要有直接的合理性。这在西方现代管理学理论中也得到了证明。只不过，这一理论被用到极致的时候就会走向极端专制的反面。一个头脑清楚的帝王永远都不能容忍另外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以及潜权力中心的形成。这构成了帝王位置争夺战中最为残酷的一幕，是历代宫廷权力斗争的焦点，也构成了王朝管理史上的核心内容之一。头脑清楚的帝王对于新权力及权力中心的出现非常敏感，只是处理问题的手法上有高低不同：秦始皇的“硬着陆”、朱元璋的情绪化、隋炀帝的为所欲为都为其帝国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痛苦和后遗症，而汉武帝的以文开道、宋太祖的“软着陆”、唐太宗的制度化和清康熙的循序渐进都为自己的王朝带来了巨大的管理实惠！治理高手康熙的“抽丝剥笋”康熙，这位满族的治理高手，深深地将治理原则了然于胸，用“抽丝剥笋”的方式不失时机地完成了权力的合一化。康熙登基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三藩”的肆意妄为以及鳌拜等重臣的官僚势力。鳌拜的势力被清除已经为各种史料所记载，而对于手握重兵的封疆大王则不能那么痛快的处理了。年轻的康熙思维很是缜密，先用一些让他们无法言语的小手段尝试削权，如收缴大将军印、裁军裕饷、削减藩王的管治权限，同时准备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备急患。“三藩”大王也虚情假意地提出减少权力甚至归乡的申请，试探着皇帝的底牌。一直到康熙12年初，皇帝觉得时机成熟了，于3月份允许广东已经年届70的平南王尚可喜归乡辽东，肯定尚可喜“欲归辽东，情词恳切，具见恭谨，很知大体”，同时以“广东已经商定”为由，提出撤退全部“王下官兵家口”，即全藩撤离问题。结果，大臣们讨论的意见自然是“全藩撤离”。尚可喜的撤离，对于吴三桂、耿精忠两大藩王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吴三桂再也沉不住气了，重新起来造反，标榜光复明室。在《反清檄文》中，吴三桂宣称：“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兹彼夷君无道，奸邪高张??本镇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康熙则在《讨吴檄文》中直击其痛楚：“王籍言兴复明室，则曩者大兵入关，奚下闻王请立明裔？且天下大定，犹为我计除后患，翦灭明宗，安在其为故主效忠哉？”此言可谓入木三分，搞得吴三桂很是狼狈，尽管一时气盛，既师出无名又没有多少精兵，结果是“疥癣”一块而已。与主要敌人吴三桂斗的同时，康熙采取了分化瓦解与谨慎进行的手法对付手上握着兵权、伺机而动的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将其骗至京城软禁，直到掌握了广东局势后才定罪处理，既考虑了尚可喜忠诚朝廷而留了尚之信一条命又严惩了其中的顽固人士，将广东藩属撤销而另设将军。康熙对于耿精忠的处理更是慎之又慎。先是派人劝耿精忠自动赴京面圣，后软禁其在司法部门，直到应对吴三桂的战争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才下令将耿精忠按律治罪处死。到康熙21年，撤藩工作基本结束，中央权力达到了空前的强化。物极则反与生物界的“王”强大的中央权力确保了王朝的治理统一性，对于维护王朝的持续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也往往形成软弱的基层力量，既保持了至高无上权力的存在与持续，同时也是这种权力走向毁灭性坍塌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生物界的规律，我们可以看到动物界的“王”，只是选择王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不过，如果这种权力走向绝对，缺乏了制约，最终取决于皇帝一人是否自觉的时候，其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历代王朝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大概也在于此。思维支柱五：管理的关键是合理而不是威权从前面的论述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帝王的权威是绝对的，是不容侵犯的。实际上，这种权威要比我们想象的脆弱得多。中国历史上一句“有德者居之”，将帝王的权威置于一个永远处于考验的位置。坦率地讲，皇帝位置为无数人羡慕，其实是当时最具危险性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