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明代诗文的发展演变第一节明代前期诗文一、明初诗文明初诗人有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等，四人均为吴人，人称“吴中四杰”。其中高启最有成就的诗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他生活在元明交替之际，因而其作品带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烙印，比如反映当时的战乱生活。在散文领域，宋濂与刘基成就最高。宋濂在当时文名甚著，据《明史》记载，宋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就连“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但由于他主张创作“文以明道”，因此散文创作多道学气，但是像《秦士录》《环翠亭记》等往往不落俗套而简洁生动，有一定的成就。刘基的散文创作，与宋濂并称，其寓言散文《郁离子》往往深入浅出，寓意深刻，短小活泼，可读性强，如《卖柑者言》。二、台阁体与茶陵派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为“馆阁”。当时的台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创作了一些应制、题赠、酬应的“颂圣德，歌太平”的作品，而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人称他们诗歌风格为“台阁体”。台阁体诗是一股形式主义的诗歌创作逆流。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代之而起的是茶陵诗派。该诗派以李东阳为主，成员有谢铎、张泰等人。李东阳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以为“汉唐及宋，格与代殊。逮乎元季，则愈杂矣。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已为极致，两汉之体，已不复讲”（《镜川先生诗集序》）。其主张对当时的文坛如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第二节明代中后期诗文流派明代中后期诗文创作的特点是流派纷呈，它们的成就虽然远不能和小说戏曲相比，但是它们或同时并起，或先后相承，在具体从事诗文创作的同时，还各自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甚而互相争论，形成此时诗文创作的热闹局面。一、“前七子”前七子的主要活动时间在弘治、正德年间，成员有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学群体。《明史·文苑传》称，“梦阳才思雄骛，卓然以复古自命”，“又与景明、帧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他们先后中进士，在京任职，不时聚会，开始诗酒酬和，研讨艺文。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主张，产生了极大影响，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二、“后七子”至嘉靖中期，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成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共七人的“后七子”。他们继续高举复古的大旗，声势赫然，为众人所瞩目。“后七子”王世贞声望最显，影响最大。《明史·王世贞传》称：“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他们的主张，与“前七子”近似：“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李攀龙传》）”三、唐宋派嘉靖年间，文坛又出现了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另一文学复古流派——唐宋派。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盲目崇古的倾向，提倡唐宋文风，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宋派在总体上推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唐宋古文名家，其中茅坤曾采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家之文，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将上述唐宋古文名家标榜为效法的“正统”。唐宋派文人中文学成就较高的首推归有光，他的一些作品如《先妣事略》、《见村楼记》、《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极善于捕捉与精雕细刻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的琐事及普通的人物并寄寓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读来真切生动，回味无穷。四、李贽与“童心说”李贽，晚明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也是对当时文坛产生很大影响的文学家。思想极具叛逆色彩与反抗精神，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答邓石阳》）从正面肯定了人的生活欲望的合理性，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相背逆。他甚至还以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答耿中丞》）否定了传统思想权威至高无上的偶像地位，强调个体自身的价值。这些重视个性与肯定人欲的意见，激进尖锐，对晚明社会反抗传统价值体系起着启蒙作用。李贽的文学主张就是所谓“童心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所谓“童心”即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绝假纯真”，即不受外在“闻见道理”干扰的真感情；“最初一念”，指人生固有的私欲，所谓“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李贽《德业儒臣后传》）因而，天下的“至文”，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六、公安派公安派是在晚明文学领域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派别，主要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