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我国抗争政治兴起的转型背景当代我国抗争政治兴起的转型背景当代我国抗争政治兴起的转型背景内容提要抗争政治的兴起，与国内社会经济转型息息相关。但若将后者的影响简单归咎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反应，如“人均GDP发展水平关键期”或基尼系数的影响，而不深究其背后机理，就易于成为转移责任的托辞。实际上，社会经济转型对民众抗争的影响，系通过“决策机制”、“政策执行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权利救济机制”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社会转型中国家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政策和体制本身，起到了“动员”社会矛盾、推动冲突转型乃至升级的重要作用。换言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果能及时校正相关政策和调适机制，那么，民众抗争行为应可降到尽量低的程度。关键词抗争政治社会转型结构分析政策机制国家体制对近十余年来国内民众维权表达与抗争冲突形势的变化，笔者主张以“抗争政治的来临”来表述。①对这一形势的变化，若从民众角度进行发生学解释，至少应考察两个层面的理由：一是抗争事件和行动的发生理由与背景;二是民众组织或参与抗争事件和行动的理由与背景。前者的分析单位通常是“事件(案例)”，考察单个或成批的抗争事件为何会发生;后者的分析单位是行动者如个人或组织，考察他们为何会发起或参与抗争事件。前种解释侧重事件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结构性影响，可称为结构主义的视角;后一解释则侧重行动者的心理动机、情感和理性算计等方面的因素，其理论主张更为多元化，包括心理学、资源动员、建构主义等理论视角。实际上，这两种理论解释之间是“见物”与“见人”、或“森林”与“树木”的关系，各有其优劣。仅注重前者，就难免只见物不见人、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仅注重后者，则反之。旅美华裔学者苏阳教授在与笔者数次交流中，特别强调结构解释对于当下中国抗争政治研究的极端重要性。笔者深以为然，不过还是希望能将前述两种理论视角结合起来，对国内群众性事件和抗争政治进行较为全面的理论解释。限于篇幅，本文拟集中运用结构主义视角，解释当下国内抗争政治的兴起。为此，本文将首先简单地讨论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及其局限，然后将提出一个有关社会转型通过四种机制而影响民众抗争行动的解释框架，再借助实证资料从宏观角度重点考察利益与政策因素发生作用的机理，最后应用前述利益与政策机制来解释12个深度案例，亦即通过这些案例来验证本文的解释框架。结构主义视角及其局限民众抗争和社会革命何以发生?众所周知，西方古典社会科学曾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对此进行解释。其中，集大成者当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设的矛盾运动出发，认为其矛盾运动必将导致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进而导致阶级关系的冲突化，即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一理论影响极大，曾长期主导有关社会冲突和革命的理论解释。直至20世纪60年代，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仍然强调农业商品化对阶级和阶层关系变化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国家革命和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沃尔夫的《20世纪农民战争》也强调“资本主义入侵”对所在国家阶级阶层关系的影响，从而导致农民战争。19世纪法国的两位著名思想家杜尔凯姆和托克维尔，则强调社会变迁或社会结构中其他因素的作用。在《自杀论》中，杜尔凯姆提出“社会纽带”理论，认为社会变迁将冲击传统的社会纽带和社会平衡，从而导致民众行动失范。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则十分重视法国传统社会阶层关系的解体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尽管古典理论家所强调的重心并不一致，但他们都认为，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将导致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进而带来社会(阶级阶层)冲突甚至革命。应当承认，对于巨变中的.社会来说，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在这种社会，民众抗争事件之所以在各地普遍发生，就应当有超出任何特殊性解释的一致性背景，即其共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中的结构性因素。但是，结构解释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它并不是影响民众抗争行动的唯一变量(或其充分必要条件)。以中国为例，如果强调体制转型的结构性因素是影响民众抗争行动的唯一变量，那么，就应出现如下情况：所有下岗而生活困难的工人，所有负担加重、生活困难的农民，换言之，所有在社会改革与变迁中有过利益受损、或不公待遇的群众，均会起来抗争。但是，真正组织和参与抗争行动与群众性事件的民众，实际上总是上述民众中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仅仅是部分民众而非全部民众会组织或参与集体抗争呢?很显然，这就超出了结构主义理论的能力所及。正如赵鼎新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理论对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真正发生之间的许多其他机制(像反抗者的组织能力、国家对反抗运动的镇压能力或制度化能力等等)往往忽略不计。实际上，社会变迁是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还有许多其他中介因素在起作用。赵鼎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