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游戏节目的文化属性的分析论文论文摘要:当前的电视游戏节目一方面具有“狂欢节”的文化特征.如诙谐和戏拟、反常规生活、主体为平民、形式杂多等，另一方面，它还具有“文化工业产品”的特征带有商业化、复制化、技术化、强迫化的色彩.在中西文化碰搜与交流中的当代中国电视游戏节目兼具平民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双重文化属性.仿佛一夜之间，游戏节目占领了各个频道。从中央台的《城市之间》、《幸运52》到地方台的《快乐大本营》、《超级大赢家》等，据悉，最兴盛时的游戏节目多达200余台。面对如此火爆的游戏节目热，批评界大抵持两种态度:褒扬者称其代表了“平民时代的走来”，贬抑者视其为“媚俗”、“肤浅”。当游戏节目的热度尚未降下，新游戏节目(也称益智类节目)《开心词典》又广受欢迎，收视率节节上升。现在，更新的游戏节目(也称博奕类节目)《金苹果)》又粉墨登场。想要清楚地阐释这种文化现象是困难的。但此现象的热度又迫使我们不能不说，即使是冒着说不清楚的风险。“狂欢节”这个概念本源自中世纪欧洲民间宴会和游行表演。它是平民大众自己的节庆活动，区别于官方发动与操纵的诸如宗教、祭祀、庆典活动。第一次从文化史的角度对狂欢节进行深刻研究并使之成为独创的重要学术概念者，是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巴赫金那里，狂欢节这个概念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既代表一种观察世界(人生)的特殊角度，即“诙谐(笑)的角度”，又渗透了一种人生体验的特殊感觉，“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同时，狂欢节还包孕了平民化、多元、非中心、语言杂多等丰富内涵。无怪乎英国批评家特瑞·伊格顿断言:“很少有像巴赫金的狂欢节这样的现代批评概念，具有如此丰富的蕴含和歧义，刺激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虽然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任何“舶来”理论的运用，都难免有牵强附会、削足适履之嫌，但是电视游戏节目却不能不让我们联想起巴赫金创造的这个既让人着迷又歧义丛生的概念，原因在于游戏节目带有极大的“狂欢节”特征。首先，自始至终笼罩着游戏节目的氛围是“笑”与“乐”，这从许多被冠以“快乐”、“欢乐”的节目名称中就可以感受到。通过语言的擂科打浑和行动的“模拟”、“戏仿”，游戏节目达到其引人笑逗人乐的目的。比如《欢乐总动员》中的“超级模仿秀”板块就有戏拟明星的味道，而某一期《梦想剧场》则戏拟经典剧目《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变爱情悲剧为情景喜剧，这类诙谐与戏拟正是狂欢节与正统节目活动的原则性区别。狂欢节的诙谐(笑)恰恰是对正统活动的严肃呆板循规蹈矩的嘲笑与戏谑。正如巴赫金所说，狂欢节就是“对生活严肃性的完全摆脱”。在狂欢节中，人们过着一种与非狂欢化生活相比几乎“倒了个个儿”的生活。“高低尊卑之分一刹时仿佛不复存在，大家都接近了，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对待他可能遇到的一切，相互间的不拘丰节和自由自在融会于共同的美好情绪之中.狂欢节取消了一切现实世界的等级关系、特权、丰L仪、规范和禁令，起作用的是另一套狂欢节逻辑、狂欢节秩序。它是平民按照诙谐原则组织的第二生活，是平民的节日生活，游戏节目中经常出现“整”明星、捉弄明星的活动，有时让明星和普通人在同一游戏规则下平等竞争，明星可能显示出愚钝的一面，普通人却可能流露过人的智葱。名人头顶上的神圣光环被大众摘去，高雅与卑下、伟大与渺小、智惫与愚蠢不再水火不容，而是互相接近。人们在“第一生活”中被埋没的潜能在“第二生活”中被发掘出来。少言寡语者变得滔滔不绝，笨嘴拙舌者变得妙语联珠，怯濡者变得勇敢，拘谨者变得豪放。狂欢化生活的本质就是脱离常规，在某种程度上是“头脚倒置”、“上下倒错”的生活。在巴赫金那里，狂欢节的主体是平民大众，平民狂欢的场所是广场。广场意味着不受空间限制，开放、非中心、全民参与。若拿游戏节目与以往的.综艺晚会相比，可以看出，晚会是经过严格编排的、封闭或半封闭式的、严格区分演出者与观众。而游戏中虽然也有演出，却是随愈的，不用编排的。不预设结果，结果常常出人愈料。开放式的环境使表演者与观众的界限不复严格，人人都是参与者，既是演员也是观众。晚会节目的式微与游戏节目的兴盛代表了“你演我看”模式的衰败与新型的“人人参与”模式的崛起。演播厅是游戏节目的狂欢广场，无数在场外拨打热线、上网、发短信的参与者又使广场的外延不断扩大，织成一张无处不在的网。“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就在其中生活，而且是大家一起生活，因为从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狂欢节的形式是杂多的，在巴赫金那里泛指一切狂欢节类型的民间节庆、仪式、表演和游艺活动。电视游戏节目也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脱口秀、电视配对、游戏竞赛、表演等形式同时杂揉在一个节目中，可谓众声喧哗、杂语并存。它取消的是代表中心，权威、一元的“独白”语言，代之以非中心、平等、多元的“对话”语言。狂欢节具有这种神奇的力量—让一切不和谐的音符组成一个多声部的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