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精品】范文参考文献专业论文超越修辞的隐喻超越修辞的隐喻[摘要]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是近年来少有的关于反右题材的佳作，不仅表现在思想性上，更表现在叙事策略上。隐喻是小说所运用的最重要的叙事策略，它不仅丰富了小说的精神内涵，而且为小说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条内在的精神逻辑线索。通过对隐喻的多义性、互文性以及系统性的分析，深入阐释小说的内在结构和意义。[关键词]隐喻多义性互文性系统性关于反右题材的文学创作，尤凤伟的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不论思想上还是技巧上，都堪称近年来难得的佳作。作者将自己对历史的敬畏，对大写“人”的敬畏以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内心强烈的责任感一并融入到创作中，这是我们面对这部小说时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真切的沉痛之感的主要原因。文学是人学，不是历史学。李丹梦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尤凤伟并非意图“以文学的方式去复现、描述历史”，而是专注于再现历史背后的人，再现那段特殊历史境遇中无数被埋葬了的人以及他们被严重扭曲了的人性。历史只是作品的时空，本就不是作者表现的重点，所谓“历史被偷梁换柱成了人性史”的批评也无法成立。作者选择以第一人称“我”来回忆那段历史，有着特殊的意义：“我”正为了昭示一种自由精神的不灭和知识分子的不屈。“我”的回忆本身就是一种良知、一种责任的彰显，“我”的抒情与独白，也决不是文学为了拒绝历史的平庸所作的发嗲，而是显示出一种巨大的直面惨淡过去的勇气，恰恰是人性不屈的表现。在沉寂了几十年之后，“我”心中那一点残存的、微弱的精神终于从苦难中站起来，带着血和泪的记忆挣扎着醒过来，这不正是一种抗争的表现吗？面对这个敏感度极高的创作题材，尤凤伟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驾驭能力和应对智慧，将这部充满血泪的人性史深刻地呈现在笔下。这不仅体现在“强制回忆”，“春秋笔法”的大事记，“我乐岭人物志”以及小说中的小说等这些叙事方式独具匠心地运用上，更着重体现在小说精彩的“隐喻”艺术上。一、隐喻的多义性隐喻的关键在于语境，犹如地基之于大厦。《中国一九五七》的精彩首先在于隐喻的多义性。以“吃蛇”为例。“吃蛇”是小说第三部分最重要的一个隐喻。假设离开文本特定的语境，“吃蛇”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举动，而那场“吃蛇”的争议也只能相应地成为一场闹剧，那位龚和礼教授不过是一个迂腐不堪的学究，他那份“蛇不属于人的食物链，我饿死也不会吃蛇的”的固执更是滑稽、可笑之极，也丝毫激不起我们半点敬意。然而，当把它放回文本中人物所处的那个特殊的时空，隐喻的深义就显现出来了。在反右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残酷的劳改农场里，人人都主动从生存的底线往后撤，为了争取减刑，可以不惜将自己的朋友告发，甚至致其死地；为了争取升迁，可以骗取人的同情，而后将照顾自己的人送上断头台；为了一句上级领导的嘉奖，不惜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同胞，而这一切都在革命、在生存的名义下理直气壮地发生。这就是“吃蛇”争议发生的背景，隐喻意义生成的语境。吃不吃蛇，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事关人格与尊严的安身立命的大事。在小说里，“蛇”已经不是作为一种低人一等的动物出现，而是作为拥有与人同等生存地位的生物出现，人对蛇的残忍实际上是预示了人对人的残忍，而吃蛇也就成了吃人，人为了自己的生存毫不犹豫地剥夺了蛇的生存，这不正是对那个特殊时代里人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惜出卖朋友，践踏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违背良知伤害他人的深刻观照吗？由此，龚和礼宁死不吃蛇的举动，正是他坚守自己的人格和良心、维护自己做人尊严的体现，他坚持“食草”，最后浑身浮肿而死。在此处，“死”并不代表失败，相反，它意味着成功。龚和礼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心中“生存不是一切”的信念，显示了信仰的力量最终是能够战胜生存本能，人还是能够守住人格底线的。他用自己的死完成了精神的升华，这也是作者尤凤伟对像龚和礼这样的“食草”一族知识分子的最高礼赞。此处，“蛇”的境遇还隐含着更深一层的况味。那些被当局的“阳谋”引出洞而遭捕猎的右派不正像被陈涛诱捕的蛇一样吗？对自然界的蛇而言，陈涛是强大的，它们无可逃脱被捕杀的命运，而这些右派面对的是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无所不在的舆论机器——群众，他们同那些蛇一样也无可逃脱被“捕杀”（精神戕害）的命运。“蛇”的境遇就是龚和礼，周文祥，陈涛，冯俐，李戍孟，高云纯等等所有右派共同的境遇，而周文祥在捕蛇过程中深深感到失望和悲哀，也正因为他想到了这一点，同时他看到了这境遇的结局——不是坚守着死去，就是堕落地活着。而作为求生的俗人，他注定了只能选择后者，并绝望地步入“吃蛇”的行列，这正是大部分右派最终的结局。隐喻的多义性在这部小说中是普遍存在的，再如小说第三部分里那场自导自演自看的欲纵故擒管勤的戏，为了问心无愧，为了事发之后能推脱责任，四个人演了一场完全给自己看的戏。这不仅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