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MERGEFORMATII摘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根本要求。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绩效评价。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棉花消费国和进口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棉花生产国。按照中央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与要求，新时代我国棉花产业将面临产业重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因此，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对中国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评价和政策优化研究，为推动我国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围绕中国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政策优化两部分展开理论和实证论述。首先在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立足我国棉花产业的基本情况，对我国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进行阐释。其次，从高质量发展水平、效率和动力三方面对中国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评价研究，具体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测度我国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视角，分析我国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效率；以要素贡献为依据，考察我国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最后，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对就中国棉花产业政策进行优化研究。运用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对2004年以来我国棉花产业政策的特征进行分析，之后着重探讨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补贴方式，进而提出推动我国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1998-2017年中国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为0.4436，得分较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2.90%。障碍度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开放和创新发展不足构成了中国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制约。（2）1999年以来，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波动性，但总体为负增长，Malmquist指数为0.955，落后于美国（1.009）和印度（0.999）。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弱化是导致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其中技术进步滞后更为突出。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美国、印度三国棉区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国家间差异，其次是国家内差异和超变密度。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存在α收敛和绝对β收敛，但不存在条件β收敛。基于改进的Malmquist-Luenberge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中国棉花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0.3%，高于市场全要素生产率-0.6%的平均增长率，技术进步是中国棉花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分棉区来看，黄河流域棉区和长江流域棉区棉花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均高于西北内陆棉区。（3）1985年以来，我国棉花经济增长整体上表现为以物质要素推动为主，这与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相一致。与此同时，我国棉花经济增长动力因素在不同政策时期有较大差异，将1985年以来棉花经济增长划分为四个时期：合同购销时期、棉花价格市场化初期、棉花临时收储时期、目标价格政策时期，对应于不同的政策时期，中国棉花经济增长动力经历了从物质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双重驱动→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物质要素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和物质要素双重驱动的转换。分棉区来看，1985年以来，长江流域棉区棉花经济增长属于物质要素驱动型，黄河流域棉区、西北内陆棉区棉花经济增长属于物质和机械化投入要素双重驱动型。（4）通过对棉花全要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生产要素投入水平、农业财政支出具有抑制效应；气温能促进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降水量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技术水平、农作物产值结构对中国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劳动力成本上升抑制了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要素替代在劳动力成本的抑制效应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内地棉区受生产技术、土地规模等约束较大，难以实现棉花生产方式的革新，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具有技术和土地规模优势的西北内陆棉区缓解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抑制效应，但仍未显著“倒逼”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了棉花种植者进行产品替代，有效缓解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棉花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抑制效应。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降低了新疆棉区棉花种植者进行产品替代的动机，使得低效率的棉花种植者能够在市场中存在，阻断了通过产品替代提升棉花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5）2004年以来，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种政策工具在我国棉花产业政策中得到了综合运用，且已形成“环境型为主（58.6%），供给型为辅（28.8%），兼顾需求型（12.6%）”的政策工具结构。从价值链角度来看，我国棉花产业政策以生产环节为主（72.9%），兼顾流通（15.2%）和加工环节（11.9%）。生产环节中，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制度规划、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加工环节中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金融支持、制度规范和资金投入；流通环节中，制度规划、贸易管理最为常用。当前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棉业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