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吕著中国通史》笔记选举国家要运行，必须要有维持国家机构的人。而获得主持国家机关的人的途径，概言之，有二：一，世袭;二，选举。选举更近于民主。但此一“民主”并不仅仅是“投票”之谓也，此一“民主”确切含义在于有其人得其位。但一旦选举中的漏洞被舞弊者抓住，则选举也不免沦为世袭的工具(钱、势、权的世袭)。掌握治权的人需具备德、才、学识。但只有学识可以通过考试的方法测试。赋税(由于金融财政方面的知识几乎一窍不通，此一章看得云里雾里，大略言之是)初时税收多为人头税(徭役且不论)，而人头税征收的基础在于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到后世国家对于土地控制渐弱而土地兼并的现象愈发严重。以致大量无地的农民仍需缴税。于是至唐德宗而改革税制，实行两税法，人头税土地税并征。再至明神宗时推行一条鞭法，按丁粮征税(按人口所占有的粮食产量征税，也就约略等于按人口所占有的土地面积征税。故而吕诚之先生认为此后康熙的新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的摊丁入亩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吕先生认为最合理的税收制度应该是按财产收税。在现代制度中才能够比较现实地实施起来(如所得税)。这应该是因为人进入到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如公司)中，个人的财产状况才比较好掌握。兵制(又是一个我一窍不通的领域，但令我感兴趣的是)兵制之于汉民族的气性的关系。吕先生发现汉人之军自汉朝之后就几不能抵御异族的侵略。汉朝尚能以汉人之兵采取攻势。五胡乱华之后就衰落下来。唐初国势虽盛，仍多以夷制夷，以异族制约异族。安史乱后更是频频借少数民族兵力自存。两宋明皆亡于异族。元清则本是少数民族入据。刑法古代行政权与司法权不分，故而在习惯上可逐级上诉直达皇帝，谓之叩阍。自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律例并行。以先前成案为案例，可供以后判案援引。略似当今英美法系的作法。实业当劳动产品的价值无法完全在其生产者手中实现时，便产生了交换的需要。然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难以做到完全地同步，尤其是(在私有制度下)仅仅依靠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人(或小范围的群体)，根本难以协调。甚至以世界上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来看，即便动用强大的国家力量(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仍然难以灵活、妥善地解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衔接问题。然而商人，正是连接二者的最活跃、最高效因素。吕先生表达出台认为的最理想的商人形象(只存在于上古社会，也可以理解为氏族公社社会)，“商人竭其智力，为公众服务是很可敬佩的。”(P188)然而在私有制社会里，商人却与生产者、消费者鼎足而立，各各相互算计。货币中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在北宋时已经由中央政府发行纸币。但根据吕先生的考证来看。中央政府苦于没有明确的货币理论做指导，没有有效手段调控货币流通。最显著的后果即是无力稳定币值，常常是一个新币种刚刚发行即告贬值。纸币的不稳定势必无法赢得必需的信用。老百姓不完全信任纸币，就会求助于金属货币甚至实物货币，从而造成币制的混乱。迫于形势，在明朝时，政府就取消了纸币，仍旧使用金属货币。衣食P216：据现在社会学家的研究，(按：衣服的发明)则非由于以裸露为耻，而转系藉装饰以相挑诱。因为裸露是人人所同，装饰则非人人所有，加以装饰，较诸任其自然，刺戟性要重些。住行一般讲历史的都说，自宋以来，市民文化逐渐兴起。然而从吕先生转引顾炎武《日知录》的议论来看，自唐以后，公共建设的事业反倒渐渐败坏下去。首先城市规划方面，唐朝的城市商业区被明确标识出来(同时也被严格限定)，到宋时则没有(此一点我们尚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解释)。其二在唐代，建筑大多非常宽敞，城市街道也宽阔笔直;后世的城市的城市则多不如(可以北平为后世城市的例子)。其三唐时驿站大多环境优美，配以竹木池园;后世则只是个简陋的落脚的地方。其四唐代城市之外驿路上的主要桥梁和路旁的绿化都由国家负责，后来都废弛了。教育P264：陆深《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其时为民国纪元前一千三百十九年，西历593年。《敦煌石室书录》有《大隋永陀罗尼本经》，足见陆说之确。唐代雕本，宋人已没有著录的，惟江陵杨氏，藏有《开元杂报》(七叶。)日本亦有永徽六年(唐高宗年号。民国纪元前一千二百五十七年，西历655年。)《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后唐明宗长兴三年(民国纪元前九百八十年，西历932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是为官刻书之始。历27年始成。周太祖广顺三年。宋代又续刻义疏及诸史。书贾因牟利，私人爱好文艺而刻的亦日多。仁宗庆历中，(民国纪元前八百七十一至八百六十四年，西历1041年至1048年。)毕升又造活字。系用泥制。元王祯始刻木为之。(明无锡华氏始用铜。清武英殿活字亦用铜制。……据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商务印书馆本。)学术先秦诸子有两大源头：一、上古宗教哲学;二、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