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怎么准备变法引导语：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怎么变法?王安石如何准备变法的?下文是相关资讯，欢迎大家阅读学习。王安石变法已经过去将近一千年了，现在写这方面的题材实在很棘手，尤其对我这样非历史专业的，更是挑战。一方面担心是翻译与抄袭，另一方面担心是“马后炮”。所以，我在写作时，假定把自己处在一千多年前的王安石变法的前夜，对王安石变法的后果尽量努力作一些前瞻性的预测。写完后虽然觉得不理想，但当做一次尝试吧。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历史教科书或其他历史参考资料都有详细介绍，笔者在此就不重复，总之按历史书上的说法就是一句话：迫在眉睫。笔者在此一言以蔽之，就是非理性公理的推论三。且说宋神宗即位时年仅19岁，相当于现在大一、大二学生的年龄。我在大学教书，对大一、大二的学生有些了解，不知道古人19岁和现代人19岁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没有证据判断19岁的宋神宗身上究竟有多少冷静和多少冲动，但有一点，他的确想做一位有抱负的皇帝，并且不是一般的抱负，他要使宋朝恢复汉唐风采。他召见了富弼，问以治道，回答是“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其意”;问以边事，回答是“愿二十年不言兵”。应该说，富弼作为三朝宰相，以他的直观经验判断，要清除社会中的恶瘤，用现在的话说，将是一项多么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所以他的回答是相当负责任的，至少没有投皇上所好唯唯诺诺，更没有高喊什么皇上圣明。在被召见的第二年，富弼又向神宗言灾异天数，哀叹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如果古人有相当的理性水平，把“天”理解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客观规律并且能正确认识客观规律，也许历史将重新改写，但是这种假设不成立。宋神宗大失所望，便于熙宁二年(1069年)初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负责变法。当时王安石是众望所归的人物，都希望王安石出来执政以改变现状。正如司马光给王安石的信中所说，当时王安石独负天下盛名三十年，才高学富，难进易退，不管识与不识都认为只要王安石执政，“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司马光的学生刘世安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以现代观点来看，司马光和刘世安显然有认识上的局限，把天下太平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明显不是唯物史观，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不是单凭某个具体的'人的热情能左右的。一个局限性认识如果当作个人观点表达倒也罢了，如果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的操纵者也有认识上的局限并且将局限性的认识用来指导变法，势必事与愿违，尽管当初的愿望是好的。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第一次与神宗皇帝当面长谈。神宗一见到王安石便问，今日治国之道，当以何事为先?王安石回答，应当以选择治国理念为第一要务。神宗又问，唐太宗何以能成为几百年来才有的一代明君?王安石答道，陛下您应该师法尧、舜;唐太宗并无多少识见，其所作所为不尽合乎圣人法度。唐太宗只不过是乘着隋朝末年的乱局得以称雄一时，再加上他的子孙后代大多昏庸不堪，所以才能够最终博得明君美誉，其实他本人并没有值得多少称道的地方。陛下您还是应该事事师法上古之圣人，后世帝王不足以成为治理天下的典范。几乎每本宋史的参考资料都引用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这次对话，有的说是越次以对，以此说明宋神宗为了实现抱负迫切需要支持者;有的说是君臣相知，以此说明王安石变法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我认为，如果将这次对话看作变法前的思想准备的话，显然在思想认识上是有局限的。“应当以选择治国理念为第一要务(以择术为始)”，请问治国理念是什么?能不能科学的界定?“陛下您应该师法尧、舜(言当以尧舜为法)”，请问师法尧、舜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没有具体标准，怎么衡量师法了?如果将尧、舜假定为上古之圣人，那么现实中有谁能达到圣人境界?王安石还指出：“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显然是乌托邦想法，因为无法理性证明尧舜所为是最优解。还有，即使尧舜所为是最优解，那就说明历史倒退了，要师法尧舜，只有让历史倒回去，但历史不可能倒退到尧舜时代。加佑四年(1059年)夏，王安石经过深思熟虑，进献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有史学家认为，这份万言书其实就是他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后安石当国，其所举措，大抵皆祖此书)。按照这种观点，那么万言书也可以看作变法前的思想准备。万言书中的一些认识也是有局限的，略举几例。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识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何故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不在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