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精品】范文参考文献专业论文“快乐”将是中国经济政策的目标“快乐”将是中国经济政策的目标“我当年学经济学完全是受了左派思潮的影响，不然我极有可能去读数学或者物理了。”谈起自己在南洋理工大学“误入”经济学领域，黄有光仍感慨万千，这位50多年前怀揣共产主义理想的左翼热血青年，去年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退休后，回到新加坡的母校南洋理工大学，在经济系担任Winsemius讲座（以曾任新加坡经济顾问23年的荷兰经济学家AlbertWinsemius命名）教授。黄有光是被公认为经济学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华裔经济学家。他发扬了自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Edgeworth）以来的福利经济学，首提综合宏、微观以及一般均衡等分析方法的综观经济分析，与杨小凯合作开创了承继亚当?斯密的分工、专业化思想为主要分析路径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他扩展了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Arrow）的不可能性定理适用范围，后者曾赞其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裔经济学家”。他著作等身，大学时便在经济学界顶级刊物《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上发表学术论文；他涉猎广泛，甚至还有一本悬疑武侠小说《千古奇情记》传世；他性情直率，每一个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会被他高分贝的笑声感染，“笑侠”诨名不胫而走。在出席由新华都商学院举办的2013年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间歇，这位年逾古稀的经济学家将他对中国经济的“快乐展望”向《中国经济周刊》娓娓道来。未来10年中国能维持7%的增长在黄有光看来，有两点是确凿无疑的：30年后的中国必是富裕国家；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要以快乐为最终目的。“即便按照现在这个增速，甚至降到5%，30年后的中国也必然是富裕国家。”面对众人七嘴八舌的关于GDP减速的担忧，黄有光教授一边安抚，一边掷地有声地警告，“我们现在太强调GDP啦，环保、收入不平均才是最棘手的问题。”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中国会维持高增速，但会逐渐放缓。他说，“我不像林毅夫那么乐观，说还会有8%～9%的增速，但我还属于乐观派，未来10年7%的增长能维持。”他用简单的乘法计算，假定今后10年的GDP增速降到7%，再过10年降到5%，再过10年降到4%，30年后我们的人均GDP也会是现在的5倍左右，达到2.5万美元。这已经超出高收入国家标准的一倍多。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会是美国的2倍。黄有光认为，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破除了许多政策制度的桎梏，引进市场经济，利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激发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得经济可以高速发展。有人说谁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谁就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人的勤劳、企业家精神和节俭，海外华人的援助都是促使中国经济飞快发展的独特优势。”黄有光大笑着说道，“我觉得我能够解释呀，但我不觉得这就有资格获奖！”即便中国的发展无大碍，但他也认为过于强调GDP，忽视了人们对快乐的诉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均、贪污腐败等令人不快的因素都会是经济发展的掣肘。“这些比保8、保7都更重要。”同挚友杨小凯不同，黄有光认为，市场经济虽好，终究非万能，以化解食品安全为例，政府决不能放任市场，袖手旁观。“买完东西之后，你才知道质量好坏，市场此时的配置是失灵的，必须要政府加强监管。”用快乐指标代替GDP“我认为人人快乐是所有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2008年黄有光就曾经撰文论述这一观点。他觉得人们生产商品，赚钱消费一切都是为了快乐。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如果不能保证员工的快乐，企业的工作效率也很难提高，长期利润也受影响。因而唯有快乐才最有价值。但快乐并非意味着单纯地增加收入和高消费。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在低收入国家，增加人民收入会迅速增加人民快乐，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这一关联性稍稍下降，而在高收入国家人民收入增加和快乐之间几乎没什么关系。“这表明在中高收入国家，影响人民快乐的因素就不仅仅是收入了。”黄有光解释，“而当中高收入国家的环境改善，政府有效性提高，人民自由感增加后，快乐才会增加。”因此，黄有光认为中国与其继续保持高增长，不如花精力做好环境保护，消除贫困和收入不均，以及惩治贪腐等工作。很多人认为消费越多，快乐越多，甚至经济发展越好。面对这种略带凯恩斯主义风格的推理，黄有光并不赞同。“我完全反对鼓励消费！”他坚称，勤俭和福及子孙是中国高速发展的首要原因。长期的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积累了充足的资本，提高了社会的投资能力，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英美那些国家就是消费过度，如今才深陷泥沼难以重振。“学习这些国家的缺点，人民不一定会感到快乐。”黄有光继承了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对快乐的思考，并于1975年证明了快乐是人际可比的，是可以基数测量的――这曾被福利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