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为怀才不遇的人,其实把才华找个地方施展出来就好了的散文自以为怀才不遇的人,其实把才华找个地方施展出来就好了的散文一，楔子工作和生活中，经常见到或者遇到一些自认为怀才不遇、因而满腹怨气的人，觉得自己很有才华很牛，可是没有遇到知音伯乐，因此与周围环境不合拍，总觉得别人小看了、轻视了自己的才华。实际上经常觉得自己很牛的人，其实都是因为圈子太小了。井底之蛙，坐井观天，以为自己是老大。怎么劝说这些自认为满腹才华的人，俯下身子来踏实工作呢？有不少方法，但是许多都没有说到点子上，这些胸怀天下的人也听不进去。我想，有个办法可能较为有效：你自以为怀才不遇满腹经纶，你把才华找个地方施展出来不就行了？是真才干，自然得到了检验，你还得到一匹千里马；是滥竽充数，只是嘴上功夫，这一试也见了真章。格局与圈子二，历史上几个怀才不遇者的经历，见识不同格局不同，结果自然也不同1，贾谊是怀才不遇吗？小时候读贾谊的《过秦论》读来认为是策论的最经典论文，朗朗上口，把秦朝兴起和覆灭的原因给说透了，“一夫作难而七庙毁，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佩服贾谊的才华。后来读到李商隐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是为贾谊的怀才不遇而抱屈鸣不平的，认为汉文帝应该以国士待之，文职仪天下苍生大事，才符合皇帝求贤若渴、大臣竭力效忠的情景。在司马迁编纂的史记里，司马公是把屈原和贾谊放在一起的，看出来司马迁基本上和后来的李商隐抱同样的观点：贾生怀才不遇。实际上司马公有些偏颇。屈原遇到的是信任谗言的楚怀王，楚国都城被攻破之日投江自沉；贾谊遇到的是来自民间知道疾苦的汉文帝，亡国之君楚怀王怎么和兢兢求治的汉文帝相比？况且贾谊的一些建议汉文帝已经采纳了，汉文帝对贾谊也是一路提拔。只是贾谊的进言和年轻气盛，引起了周勃、灌婴的嫉妒，才向文帝进谗言要求变出贾谊。文帝来自代国，在中央支持不够，不能够驳了或者说还不敢这些老臣的面子，因此不得以将贾谊发配到长沙做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文帝想起贾谊，宣室问政，表面上谈的都是鬼神；贾谊也很想继续兜售削藩以强化中央集权的主张。汉文帝应该是自忖不是时机，不到时候，因此问的都是鬼神之事。实际上正说明了汉文帝的意向：削藩，现在还不是时候，听听还有什么高论。你想，诸侯国的细作遍布京城，如果文帝召见建议削藩之人，问削藩之事，不会给诸侯国打草惊蛇吗？另外，正因为汉文帝觉得羽翼未丰，实力不够，所以要忍，要等。但是，贾谊应该是没有悟到汉文帝的心思。回去后，郁郁寡欢，反正是不开心。等梁怀王摔死之后，更是自己忧郁成疾，33岁就去世了。如果贾谊能够悟到汉文帝的心思，等到汉景帝的时候，他也不过40多岁，正当壮年，正好可以在励志削藩的汉景帝朝廷大展身手。所以，我认为贾谊不是怀才不遇，是少年盛名与才华遇到阻力，是自己格局、气度、见识小，没有熬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时机。2，苏东坡是怀才不遇的，他找到了生活的闲适和心灵的绽放中国王朝当中，北宋经济文化上是一个高峰，但也是一个脂粉气比较重的朝代。这也是为什么后代称之为积贫积弱，因为遇到谁都是败仗，连一个小西夏国竟也让大宋无可奈何，更别说虎狼之师金朝和蒙古军队了。我以为北宋的皇帝当中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算个男人，宋仁宗赵匡义只能算半个男人，幽州城下一次败仗，就再无言战的勇气。后代更是一窝不如一窝，到了宋徽宗宋钦宗，直接变成投降皇帝。北宋的大臣也挺有意思，有三个大臣的争斗，也是政见之争主宰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北宋王朝的改革之路。我称之为北宋的三个男人，王安石，司马光和苏东坡。王安石属于激进的国家资本主义改良派，在说服神宗进行变法之后，王安石大权在握强力推行青苗法等变革法案；王安石的改革有成功的地方，更多的地方过于激进不切合当时发展实际，因此遭到了豪强地主集团的强烈抵制。在王安石这个拗相公执政的时候，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代表是被罢黜一边的。所以他干脆躲起来编书，利用25年的时间编写《资治通鉴》。等到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复出，把王安石执政的成果不论好坏，一律推倒重来，走向了事物的另一面。苏东坡是忠于事实，忠于自己的。对比王安石的左派，司马光的右派，苏东坡倾向于平衡中庸论。因此在王安石占上风的时候，苏东坡反对王安石派不切实际、搞得民不聊生的做法，因此受到王安石集团的排挤；等到司马光执政，把王安石的变法不论好坏全部推到，包括一些已经见到效果的，苏东坡又站出来发声批评司马光，因此也遭到司马光集团的打击。苏东坡的执政理论是秤杆秤砣论，讲究平衡，不可偏执。但是两派掐架，争得你死我活，大臣都被被迫选择站队的时候，苏东坡的中立遭到了两派长时期无情的打压，所以苏东坡除了在密州、徐州、杭州执政的时光，基本上是在发配流动过程中。按照苏东坡的才华，即使在当时，受欢迎程度远超王安石和司马光，可谓宋代词冠魁首。短暂的执政也是成绩斐然，密州出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