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纪实摄影与艺术摄影不同创作追求论文（多篇）【概述】浅谈纪实摄影与艺术摄影不同创作追求论文（多篇）为的会员投稿推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纪实摄影的论文篇一提到“现实主义”，大家一定耳熟能详。以往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都是以真/伪的语义二元对立来展开。能否“反映生活的真实”，被当作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仿佛文本真的能如镜子一般地“反映”出“现实”来。后来对这种“反映论”提出质疑的“表现论”，其实亦是这一套真/伪、主观/客观之类语义代码的产物。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讲学时曾说：“我不太熟悉中国的情况，但在西方，人们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这回事，现实主义只是一系列视觉幻象。现实主义手法完全是一种技巧。……在中国我有个感觉，就是现实主义成了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谁也不真正就此进行讨论，只是当人们放弃了现实主义时才有人出来讲一讲。因此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得有人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研究：一方面认为现实主义只不过是视觉幻象，另一方面认为现实主义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只有不正常的作品才不是现实主义的。我们需要的是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研究。”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已被质疑了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不仅在中国的文学界曾引起过轩然大波，而且在九十年代又成了中国摄影界的一个热点，那就是有关“纪实摄影”的讨论。在真实/非真实的语义二元对立中，纪实/画意，抓拍/摆拍，标准镜头/广角镜头（如“大桥之争”）……被建构成某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真实”、“纪实”、“抓拍”等在此建构中被加以中心化、神圣化、霸权化。那么，是不是“纪实摄影”就真的可以还原“真实”，只要你不“摆拍”不作假，功底扎实，最好用标准镜头或是35镜头，就像布勒松、马克·吕布那样……我想摄影界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尤其是那些“纪实”理论的鼓吹者和追随者。然而，正是这种近乎乌托邦似的天真幻想，使他们陷入了一种“真实的谎言”，在有关“纪实摄影”的诸多话语中，共同建构着一个关于“真实”的神话。但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中的“真实”，囿于此种“真实”的“纪实”则无异于“纪伪”。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文本（照片亦是一种文本）是不能与现实等同起来的，因为联接文本与现实的是符号，而符号并非一个纯净的“真空地带”，它是不透明的。这一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在文学研究中可谓百试不爽，似是老生常谈。但将之用于摄影，问题就复杂了许多。因为照片似乎具有“复制现实”的功能，它不仅可以给人一种纤毫毕现的“逼真”感，甚至还能记录下人的肉眼都难于发现的东西。至于国外的各种符号学论著，也是谈文字文本的，汗牛充栋；涉及影象分析的，凤毛麟角。摄影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在国内似乎还是空白（电影理论研究除外）。倒是在一家香港的摄影杂志上见过一篇涉及符号学的文章，但又太“小儿科”了。早年，罗兰·巴特曾就此做过一些探索，但就如他对时装、菜谱等所做的符号学分析一样，除了让我们对他的才华表示钦佩外，对他的话却不敢全信。（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曾对此专门做过详细论述。）总之，摄影文本的符号学分析，比起文字文本的分析，要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我在《我看中国摄影批评》中说：“即便是最为严谨的‘纪实’，其实也只具‘真实感’而非‘真实性’。”又说“‘纪实’说到底是个‘修辞’问题。”那么，我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就让我们对所有现实主义话语形式中，最具“现实感”的，也是最为复杂的“纪实摄影”，进行一次杰姆逊所说的“真正的分析和研究”吧。艾柯曾说：“在文化中，所有的存在物都成为符号……文化完全可以用符号学的框架来研究。”这话在今天已成为某种共识。符号学的一般编码-解码过程如下：代码传递者接受者内容信息信息内容编码解码信道场面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传递模式。传递者参照“代码”（加之“场面”）将“内容”符号化成“信息”，此即“编码”过程。而经过某种“信道”抵达的“信息”，经“接受者”参照同一“代码”（加之“场面”），解读符号，还原“内容”，则为“解码”过程。诸如密码、信号灯、旗语等都完全符合上述过程。但实际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传递过程都要比这复杂得多。因为语言-符号都由“能指”与“所指”构成，而“能指”与“所指”之间又是很难一一对应的。这样就会形成代码系统的紊乱，使“意义”永远处于一种可被重新解读的漂泊状态，居无定所。另外，“场面”与“内容”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比如，同样是叫一声“好”，在不同的“场面”，“代码”就会受到不同的干预，从而产生种种不同的“内容”：称赞、同意、无奈甚至是讽刺挖苦、幸灾乐祸等等，不一而足。这实际上是一个“语境”的问题。在进一步分析之前，我们不妨先来思考一下：无论是布勒松，还是马克·吕布，当他们手拿徕卡，走在大街上，面对五光十色目不暇接的物象时，哪些是“实”，哪些非“实”？哪些该“纪”，哪些不该“纪”？该怎么“纪”他们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他们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