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复兴路灿烂中国梦何为中国梦中国梦至少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点：复兴之路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历史结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从1840年因鸦片战争而致的领土沦丧、百年屈辱的开始到如今我国已独立自主并完成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从千年局变（辛亥革命）、峥嵘岁月（革命失败、探索新道路）到中国新生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义革命的成功从闭关锁国、落后挨打、民不聊生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申奥成功、小康社会百年的屈辱和半个世纪的发展繁荣既见证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血的教训，也印证了“民族精神与国家安全从来不是静态恒定之物，从来是在动态中不断变化演进的”。在跌宕起伏的历程中，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共同的理想在水深火热中探索，多少炎黄子孙为了国家复兴的追求，在岁月深处写下光荣。他们是复兴路上的勇者，尽管一路前行危难重重，甚至有送命的危险，可他们硬是凭借着各自的胆识为后人开辟出一条条光明之路。今天，就让我们重新走入他们的生活，重温那一段段经历，感受他们为我们带来的一切。建党路上的引领人——陈独秀建党路上的引领人——陈独秀1）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2）1904年，陈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3）1915年9月15日，一本杂志在上海黄浦江畔创刊，一年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孙中山虽然推翻了一个皇帝，但是中国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民主共和的理念也没有实现。为此，陈独秀独辟蹊径，他提出来要拯救中国必须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以后，在中国出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据不完全的统计，当时有400多种报刊从不同的程度、方面，以不同的形式来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晚年陈独秀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20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改革开发后的默默奉献者“从内心的最深处来说，我对邓小平充满了尊敬。可以说，我的人生中每一次重大的转折，都与他所推行的政策有关。”———刘永好刘永好兄弟的创业历程，几乎成为了改革开放后实施的相关重大政策的最好和最鲜活的注脚。改革开放1982年刘永好与自己的三位兄长一道，辞去其在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公职，到四川成都新津县农村创业。经过六年时间，积累了1000万元并在80年代末期转向饲料生产。随后的8年时间里，他们以自己的努力让企业滚雪球式地发展，创出了中国最大的本土饲料企业集团——希望集团。希望集团是中国100家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的第一名，曾被中国国家工商局评选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第一名。刘永好曾这样说：“我们是幸运的，希望公司是幸运的。在1992年，这种幸运又一次照顾到了我们。正当我们想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扩张自己事业的时候，邓先生的南巡讲话发表了，这直接促使了我们希望集团在全国的扩张。”“八大王”的平反刘永好说的没错，他们是幸运的，相比之下，“八大王”的命运就多舛的多。浙江温州柳市，今天，中国的百强城镇之一，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上千家电器企业，年产值超过百亿元。20多年前，这里有一批最早闯荡市场的弄潮儿。当年的温州有八位从事不同行业的个体户，人称“八大王”。温州八大王之一的胡金林：我们才381块（钱）一个月，这个不得了了，最后这个工作组跟我谈话的就留下一句话说，虽然你钱是补税了六万多，但是，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不久温州“八大王”先后因“投机倒把罪”被逮捕入狱，侥幸逃离的胡金林成了全国通缉犯，在外流浪了两年多，一时间红火的工厂关门了，商店收摊了，柳市镇的工业产值一年减少了七千万元。基层传来的信息看似一个经济现象，实则是社会问题。在新事物面前，很多人的思想还无法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禁锢。1983年8月，中央明确指出从事个体劳动是光彩的。“八大王”的命运由此发生逆转。袁芳烈担任温州市委第一书记、书记后，在当时温州情况比较复杂、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工作比较艰巨、困难的情况下，袁芳烈团结带领干部群众、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平反“八大王”冤假错案，扭转了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