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普通话手抄报参考资料第一篇：说普通话手抄报参考资料说普通话手抄报参考资料说普通话手抄报资料普通话的由来手抄报资料：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它作为我们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一方面，作为北方方言代表的北京话，数百年来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传播到了全国各地，而发展成为“官话"；另一方面，“白话文运动”以后，作家们自觉地用普通话写作，涌现出一大批作为普通话书面语规范的典范作品。“国语运动”又在口语方面增强了北京话的代表性，促使北京语音成为全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北方方言区自身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人口优势等客观条件奠定了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什么是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讲普通话重要性：普通话，之所以这么称它，因为它是大众语言，它能使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的儿女融洽地交流。如果没有它，后果不堪设想。一个南方妇女到北方旅游，由于不小心，她的鞋子掉到了河里，而她又不习水性，她大叫，“我的孩（鞋）子掉进河里了！”立即有许多善游的北方人为此跳入河中，因为南方方言中的“鞋子”在北方人听来就是“孩子”。再如，一个南方人和一个北方人在一起喝酒，北方人豪爽的一句“这个酒贼烈”，南方人当场愣住，因为北方人口中的“贼”就是“很，非常”的意思。关于普通话的小故事1：柳宗元讲话要靠翻译自古以来，中国官场便有一种不得在籍贯、出生地为官的规定。此种规定也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古代官员与当地百姓常常因语言不通而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在广西柳州做刺史时，对此就颇有感叹。他在《柳州峒氓》中写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他在柳州时，必须与当地少数民族打交道，以致“愁向公庭问重译”，重译即翻译，柳宗元为了正常开展工作，不得不在办公室内设立翻译一职。不仅柳宗元无法听懂当地方言，当地人也听不懂柳宗元讲话。柳宗元到了柳州，就如同身处异国他乡，如果没有翻译，根本无法与当地人对话，有些事情用手比画也说不清。说话用翻译，效率便大减。有时柳宗元审个案子，正常用一个时辰，用了翻译后，得审一天，柳宗元别提多郁闷了。说起来，柳宗元的老家本是山西运城，而他本人则是出生在京城长安，并长期在长安学习、工作。可以看出，柳宗元既懂山西话，又会当时的官话（相当于普通话）。按说，柳宗元的普通话应该很标准，顶多有些山西口音而已。但广西那时极其封闭落后，很多少数民族连汉字都不认识，语言不通，用文字也无法沟通，搞得柳宗元常常抓耳挠腮，以头撞墙。关于普通话的小故事2：康熙不说北京话人们熟悉的清代康熙皇帝，完全是一个高大威猛的帝王形象，却根本想不到，真实的康熙讲话很可能同赵本山一样，是一个有东北口音的皇帝，估计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清军入关十年后，康熙在北京出生，此时康熙的周围，也就是宫廷内都是说满语的。这些人全部是从辽宁迁移过来的，虽然满语不完全等同于东北话，但相似度非常高。而北京话在此时还没有真正形成，或是还没有真正产生影响力。可以想象，康熙的东北口音绝对比张学良还浓重。康熙的祖籍在如今辽宁省新XX县，这个地方属于抚顺，距离赵本山的老家铁岭直线距离只有100公里。康熙的口音不一定与赵本山相同，但相似度至少会在一半以上。从康熙批阅的奏折上也可看出一二。如“专治疟疾……连吃两服，可以出根”。这其中，“可以出根”实为“可以除根”，而东北话讲“除”就是第二声的“出”。还有，比如“解京又费一凡事，不如存库……”，这其中“费一凡事”，实为“费一番事”，用东北话讲“番”正是第二声的“凡”。后来，随着满汉语言的快速融合，以及汉臣的大幅增加，此时在民间形成的北京话才慢慢成为宫廷中的主要语言。但康熙年事已高，毕竟又是皇帝，不可能再学北京话。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最经典的一个情节就是康熙晚年训斥大臣，如果康熙满口东北话指点江山，想起来是不是很搞笑？关于普通话的小故事3：曾国藩让人很郁闷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对大清国的贡献可谓杠杠的。无论是谋略、学问，还是治军，或是做人，曾国藩都堪称“杰出典范”。但老曾的湖南口音过于浓重，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些犯怵，尤其是他的弟子部下，领导的讲话听不清，又不敢多问，但不搞懂又恐办事有误，麻烦更大，搞得下属备受煎熬。李鸿章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弟子，有时二人也无话不谈，或是一同说笑。谈话间，老曾说了一句“冒得卵味啊”，李鸿章大惊，“卵味”？这不是下流的语言吗？老师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李鸿章不明白，大胆求解，老曾哈哈大笑。原来，“冒得卵味”是湘乡话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没意思”。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湘乡话在中国方言里极其难懂，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