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出土的先秦乐器安徽出土的先秦乐器【1】摘要：本文从安徽音乐考古成就及其概况调查起，论及的安徽省所出土先秦乐器的历史发展，由此剖析出土乐器的特点及乐器的文化结构功能，并进而探索安徽音乐考古成就应用于高校教学的可行性。文章首次宏观地概论了安徽在先秦文化中的乐器历史特点。关键词：音乐考古;古代乐器;安徽音乐史作为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现在行政区划版图下安徽省曾在和县发现了距今24-28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1]、在巢县发现了距今16-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化石。而作为文明的起源，在全省各地已发现40余处距今8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400余处距今4-8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特别是凌家滩遗址已经说明了5千年前安徽地域已经出现了金字塔式的阶层结构的社会制度，近日考古发现在蒙城的尉迟寺遗址发现了“中国原始第一村”用红烧土架构的“丰”字型房屋主体结构引起了极大关注[2]，其遗存器物上已见用于祭礼的刻画形象，可见早期艺术活动的遗迹。而文献记载的夏禹在安徽也留下了乐音踪迹，其妻涂山氏之女所唱的《候人兮猗》被认为是见存最早的中国民歌。据文献所载，主要活动在六安、历经舜禹两代的皋陶为发明吹管乐器籥的鼻祖。由此可见，安徽远古时期曾经有丰富的音乐艺术活动史实。本文拟就其先秦时期的出土乐器进行宏观研究。一、安徽音乐考古现状的调查与思考笔者曾于2009年7月开始对安徽省内比较重要的市县级博物馆进行调查，现就调查的现状进行简要述评。从考古遗迹的规格看，先秦遗迹不仅数量众多，且级别较高，不乏六安王墓、蔡侯墓、楚王墓等吸引世人广泛关注的特大考古发现。据统计，安徽至今已发现4千余处考古遗址，特别是1933年王湘、李景聃主持挖掘的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及其对周边地区的考古勘查，1955年发掘的寿县及淮南地区的蔡侯墓，60年代在舒城凤凰嘴发掘的春秋墓葬青铜器，90年代在淮北地区发掘的汉代墓葬群[3]并对汉画像艺术中的音乐艺术进行勘查，新世纪以来的发掘更多，如2006年在六安市发掘的六安王墓、2008年对蚌埠双墩一号春秋楚墓等。从出土的乐器发现成果来看，安徽省考古颇为丰富。从远古至明清，安徽在南北文化的冲击中始终处于音乐文化的重要活动区，出土的青铜器属于商周时期的钟鼓之乐。淮河流域是商周青铜器出土较多的地区，如：蔡侯申墓中出土了大批风格新颖的青铜乐钟、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中出土的非常典型的春秋形制的钟磬等乐器;出土的画像石所反映的两汉时期房中之乐在该地区的历史踪迹，其中如“滩溪古城汉画像石墓”、“宿州九女坟画像石墓”等展示“百戏”、“宴乐出行”音乐活动中所见的乐器。魏晋时期的考古发现要首推马鞍山东吴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朱然墓，它是已发现的三国吴墓中等级最高的墓葬，也是六朝考古的重要发现，其中的漆器上展示了其时的乐器及使用盛况。隋墓包括合肥的开皇六年伏彼将军墓、唐墓有合肥的开成五年墓;宋代的考古发掘有包拯家族墓、马绍庭夫妇墓、朱晞颜夫妇墓等;元、明时期比较重要的墓葬，有安庆元代范文虎夫妇墓、六安篙寮岩元墓、滩溪临涣元墓以及蚌埠明汤和墓、凤阳明严端玉墓、款县仪表厂明墓、明光明陇西恭献王李贞墓等。从考古乐器分布来看，安徽的出土乐器分布以淮河流域墓葬中所见为多，除了出土的乐器占多数外，还出现较多成套或大型的。与此相对，江淮以南及江南出土的乐器规模则略显小制，数量少，看不出成套的编制。这显示出淮河与长江文化的不同特点，前者受周楚文化的影响较重，在先秦时期重视礼乐之器的发展;而后者受吴越文化的影响较重，风格更为内敛，即使是礼乐重器如钟、鼓，也以自己的风格对周楚之器进行较大的变异。就出土的乐器在全国所产生的影响或学术地位而言，安徽秦汉之前墓葬中的乐器较为突出，且分布较广，显示了其时的艺术成就。其中在以寿县为楚文化中心的淮河流域，蚌埠双墩一号墓中的春秋成套钟磬，寿县蔡侯申钟，蔡侯产墓、朱家集、李三孤堆等楚墓中的礼乐重器，这些乐器的编制、形制及器上的饕餮纹饰等，在同类出土乐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南方受东南文化影响的镛钟等，已出现与中原镛饰不同的反差较大的变体，留下了百越民族音乐文化影响的元素[4]。从当前的音乐考古研究现状来看，安徽与兄弟省区相比还较薄弱，与其宏富的考古成就不相对应，“音乐文物大系-安徽卷”的整理出版还未最后完工，对出土乐器的研究尚属浅层次阶段，至今未见专文研究，某些顺带涉及的出土乐器的研究文论还处于发掘报告时的材料呈示阶段。虽近年来随着文化建构的完善与丰富而使这一状况有所改观，但由于文博部门与音乐学研究者之间阻隔较重，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未成气候!已有的成果多属文博部门的基础研究，如：对蔡侯墓出土器物的铭文进行校释[5]、对安徽出土青铜器进行辑录[6]、对淮北画像石进行集释[7]等，但也有李纯一等部分音乐学者对蔡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