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垄断观念误区一般而言，自然垄断是与国营相对应的。而国营的效率常常是如此低下，而使人怀疑该种经营方式在现实中能否实现较低的社会总成本。也就是说，该类待业的可加性仅仅存在于理论之中，国营经济实体在可坐收垄断利润的情况下，又缺少心要的监督和激励，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将成本降低到能够保证部分可加性的水平上，或实现既定设施的最大化利用。一、消费者效用与厂商效用不管是传统观点还是较近的观点。其结论都大致可归纳成：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按自然垄断形式提供相关产品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较之竞争性组织生产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低，故而社会选择自然垄断形式。但这种逻辑内在地隐含这一前提：生产者的效用水平与消费者的效用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接近于1，即随着生产量的增加，生产者的效用函数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变化趋势与变化幅度是大体相当的。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也就是说，生产者与消费者都能从更多的产品中获得更高的效用，但他们从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中获得的效用是正相反的：产品多样化使消费者获得更高的效用水平；但对于厂商则是更激烈的竞争和市场份额的争夺，这显然降低了厂商的效用。具体他说，在存在规模经济效应时，则在二定的产量区间内成本随产量的增长而下降，而利润则随之增长。因而，从成本角度看，它有让一个厂商独占市场的倾向。因为厂商数量是与规模经济背道而驰的——更多的厂商意味着市场被更细地分割。但消费者则能够从市场分割或多样化消费中获益：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厂商分割的程度取决于消费者在数量和多样化利益之间的取舍衡量。这即是说，虽然此时我们尚未找到确定市场组织优劣的指标，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规模经济的存在应导致“自然垄断”组织形式的观点，是一种单方面的、先人为主的观点，其内在逻辑是明显错误的。实际上，消费偏好的多元化早已形成了今天的市场多元化倾向。不同的消费者愿意为不同的产品支付不同水平的价格，这就为市场多元化与市场分割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在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只要消费者的偏好足够明显和具有一定的规模，厂商从消费者的支付差异获得的额外收入就能弥补厂商进行市场分割所付出的努力与成本；从而潜在利润的存在将使消费者与厂商的效用都得以提高。相反，在所谓“自然垄断”情形之下，单一的厂商压抑了消费者的需求。也许在技术可能性上，由单一厂商提供单一产品能够实现一种较低的社会成本；但这种与较低效用水平相对应的情形放弃了相当数量的消费者多样性需求，扼杀了社会总效用得以提高的可能性。也许可以这么说：后者实际上是以成本为衡量指标，前者则以利益水平为衡量指标。更重要的，我们是基于此种观点而认为放弃多样性的作法是不合理：赋予消费者更多的权利、较多地关注消费者利益的实现，较之赋予厂商更多的权利及关注厂商利益的实现，是一种合理和较优的安排。因为，消费者代表更庞大的群体、更多的信息，从而也是更高的效用；消费者的行动、期望代表着社会经济系统优化的方向。相反，厂商则不能掌握这么多信息，并自觉实现之。从社会的价值取向来看，社会的福利水平最终是要体现在社会经济主体作为消费者时从其所消费的商品所获得的效用。因此，关注以多数个体主观福利为核心的经济目标才是合理的，也是人本的，是我们可以将之作为检验经济系统合理与否的指标之一。相反，对生产者利益的承认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以成本为中心的举动显然是一种舍本逐末的作法——即使是厂商，最终也要以个体的身份独立享受或承担相关的福利或痛苦。总之，赋予少数人选择经济系统优化的方向显然是不合理的。这里我们还强调市场的发现功能。在美国的航空运输领域中，既有像西南航空公司、西北航空公司这样的市场领导者，又有专门针对少数要求特殊服务的顾客的市场补充者——这些极少数者的运营成本虽然比较高，市场规模与前者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其较高的收入足以弥补费用，从而在满足顾客的同时也获得了应有的利润——虽然这类企业的存在是与所谓“规模经济”相违背的。1960年代，福特曾依靠流水线生产出的低成本的标准化产品而成为美国汽车行业的领导者。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只是表面现象——它在强调物化色彩的同时远离了个性、创意、理想等具有人本意味的文化内涵，束缚了个人的选择空间与利益水平。所以，当德国“甲壳虫”登陆美国时，立刻受到了大众尤其是新生代的欢迎：在大众看来，福特日益显现出其僵化、呆板的一面，而“甲壳虫”则成为活力、生机的象征。作为经济学者，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正是自由开放的市场使消费者能够作为一个优势群体或领导群体，通过“货币”投票过程选择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使物化色彩不掩盖人本主义。二、X无效率部分可加性从成本角度指出理论上的低成本可能；然而，由于“调无效率”现象的存在，这种可能性常常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理想。在实际经济运转中，单一提供在满足社会多数群体的基本需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