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启用前【考试时间：1月12日7:40—10:10】2023年重庆一中高2024届高二上期期末考试语文测试试题卷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码填写或粘贴在答题卡上。2．作答时，务必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及草稿纸上无效。3．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材料一：法治的主体主要限于国家权力，礼治的主体几乎包括所有人。法治的“治”，其主体一般是国家机构，包括法院、政府、议会等；礼治的“治”，其主体要广泛得多，既包括国家机构，也包括社会力量，乃至为人父母及一切尊长者。不仅君主有权依据礼治理天下，诸侯或地方长官有权根据礼制及皇帝意志治理一方水土，而且宗族长辈、家长等一切上位者对其下位者均有“治”的权力。由于社会等级秩序严明，人人活在礼的关系网中，任何人都有与其对应的上位者，绝大多数人也都能成为别人的上位者，因此任何违反礼制的行为都有人管，都可能被其上位者惩罚（最上位者之君主只受天罚）。即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臣子，也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一个底层村民虽受官府、族长、长辈层层管束，但在家里也有“当面教子、背后教妻”的权力，其妻对子女也有一定的管理和惩罚权。“沿袭先秦宗法传统社会而来的，包容性、弥散性极强的礼制”，满足了当时政府正式机构“郡县”以下“乡里”组织的“家族·乡土”社会结构的需要。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国家力量有限的情况下，由于借助了“礼”的形式，社会权力系统（家族、宗族）的运作有效地调动了各种管理主体的积极性，维护了当时社会秩序的稳定。但社会权力的泛化，也有很大的副作用，人人有管制他人之权，几乎人人失去自由，社会失去活力。（摘编自马岭《辨析差别：礼治与法治之异同》）材料二：儒家也同样重视自治的社会组织，鼓励社会组织积极主动地发挥协调民间秩序的作用。这种自治的社会组织就是儒家礼治在理论上所认可的社会基本单位——宗族，以及在宗族的基础上发展或派生出的各类同业行会或乡绅阶层。宗族成为传统中国最为重要的基层社会单位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是中国特定的国家形成方式下的产物。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的特点保证了氏族的稳固，将氏族所重视的血缘关系延续到了后来的社会结构中。是故与西方对比，中国国家之产生“并非以氏族组织的瓦解为代价”，它“保留原有的血缘关系，把氏族内部的亲属关系直接转化成政治国家的组织方式”。尤其是西周，它在沿袭前朝将家族关系和政治关系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严密的宗法制度。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国家已脱去氏族的躯壳，并且按照地域的原则施行统治”，但与此同时，氏族消失以后，“起而代之的为家长或族长”，即家族。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正是以家族伦理为核心。在孔子看来，只有家族率先稳定，社会才能和谐大同。后来，西汉儒学为了论证大一统帝国的正当性，“把国看作是家的同构放大。……皇权被视为父权的放大”，从理论上正式完成了“家国同构”的国家体制之建构。因此在儒家“家国同构”的理论框架下，国家不过是家族或宗族的放大，宗族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故而宗族对地方事务的自我调节与管理逻辑必然会得到统治者的默许。儒家认为，重建社会基层秩序最为（）有效的方法就在于维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的稳定，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及农业社会群体，宗族的基本作用就是把基层民众组织起来，以进行有效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宗族处理社会问题、实现社会自治最重要的场所是祠堂。祠堂是宗族中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中心，也就是整族整乡的“集合表象”。在以宗族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传统中国，祠堂就是基层社会公共治理的中心，维系着社会的自治。祠堂是作为社会自治形成过程中的必经阶段而存在的一种制度性规范，它也为传统中国的统治秩序提供了合法性根基。在帝制社会末期，“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乡绅开始成为维护儒家伦理的重要阶层，宗族的权力开始以乡绅治理的方式呈现出来，族权与绅权高度合一，乡绅往往都是宗族首领。在宗族基础上形成的乡绅治理代表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对抗”国家权力的力量。因而，作为国家权力与基层民众进行联系的“桥梁”，广大的宗族乡绅承担起了治理基层民众的任务，既包括保护宗族，也包括教化当地民众、维持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在政治上进行庇护，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利，而是要保护社区利益。总之，宗族以及乡绅在当时的治安、教育以及社会救济等公共事务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宗族及乡绅造成了当时意义上的“小政府、大社会”局面，客观上对农民有利；在国家赋役不堪重负或天下大乱时，乡绅、宗法力量主导的自治自救活动既可避免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