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体系的当代解读《周易》哲学体系的当代解读《周易》哲学以“生生”本体论为根基，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价值论承诺，以“中道”的认识论方式构建起一套完备的生命哲学体系。《周易》自古即为“六经”之首，“三玄”之冠，被公认为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源头活水，但其何以获得如此地位的内在学理依据却是暗而不彰，故“解易之书最多”，却分而为“两派六宗”，且“相互攻驳”，以至在当下学界演化出“丁四新问题”。此问题源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四新于2011年首届“羑里论坛”提交的论文《出土材料与经学的哲学解释》，此文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把对《易经》这本书的解释转变为哲学性的?这是我们的麻烦。”因为将《周易》进行哲学性解读，这是当代人的理性思维能够理解《易经》的唯一进路，也是《易经》能够成为群经之首的学理依据。而回答此问题的前提性问题就是：“《周易》原来到底是什么著作，或者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书?”如果《周易》仅仅是一本卜筮之书，那就意味着无法对之进行哲学解读，也没有必要对之进行哲学解读，但如此的结果就使《周易》作为群经之首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中华文化怎么可能建基于一种卜筮学之上呢?所以丁四新有意义地提出：“我们要训解《周易》，把它重新变成经学，一种‘训故(旨意)举大谊(义)’，一种充满义理之趣的经学”，而这又“确实困难大极了”。“丁四新问题”是有意义的问题，但并不是无解的问题。《易》学发展到当代，“丁四新问题”早已有人做出了回答，只是此回答湮没于民间而尚未进入当代学人的研究视域之中。为消除当代《易》学研究中的这一视域盲区，本文就根据鞠曦的“形而中论”哲学来解读《周易》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所内含的完备体系。回答“丁四新问题”的关键是《周易》是否具有自在的“义理之趣”，从而可以让我们进行“训解”，并“把它重新变成经学”。如果《周易》没有自在的“义理之趣”，没有自在的(内化的)哲学理论体系，我们现代人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言说出一套可以归属于《周易》的哲学理论体系的，所以本文根据鞠曦的“形而中论”对《周易》哲学体系的当代解读并不是在《周易》的文本之外另造一个西化的，或是当代化的理论体系而强加于《周易》文本之上，而是将内在于《周易》之中的自在的哲学体系提取(外化)出来，使现代理性思维可以理解《周易》哲学的博大精深，理解《周易》哲学何以成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故本文只是对《周易》哲学自在的理论体系的当代“解读”，而不是另一种“构建”。对《周易》哲学的完整的体系化解读(外化)已由鞠曦的“形而中论”完成，本文只是根据“形而中论”对《周易》作为完备的哲学体系所必备的本体论、价值论与认识论三个构成要素给出直接阐释。《周易》哲学的“生生”本体论承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是哲学体系获得理论坚固性的理论根基，西方哲学就是因为找不到终极的本体而走向了终结。蒯因认为，“一个理论的本体论许诺问题，就是按照那个理论有何物存在的问题”，而“关于什么东西(事实上)存在的问题则是另一个问题”。但只是按照自我的理论而说“何物存在”的本体论只能支撑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却无法保证理论的言说与真实的本体相符合，更无法保证理论能够走向生活的真实而获得实证。蒯因的“本体论承诺”已经逃避了哲学追求真理的责任，使理论仅仅成为一种语言的游戏，任何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本体论预设而言说“何物存在”，而不必保证自己之言说“事实存在”与否。正是哲学“所说的”何物存在与“事实的”的何物存在无法同一才使西方哲学史成为思想者厮杀的战场，故恩格斯总结说“全部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西方哲学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故只能终结。而真正的本体论应当不只是理论言说“何物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是“何物事实存在”的问题，真正的本体就应当是宇宙的起点，万有的根源，存在的根据，不仅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存上支撑起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故本文探讨的《周易》哲学的本体论，不仅是蒯因意义上的由文本给出的保证，《周易》理论体系自洽性的本体论承诺，而且是在实存上通天地、彻万有、贯古今的真实的大道之源。而哲学的言说总是主体之人的言说，思想者如何避开思维对存在的主体性规定与干预而让存在(者)背后的“存在”自在的开显出来，这是西方哲学无法解决的本体论困境。而如此的困境，并非源于“存在”的不可言说，而是西方的哲学思维还没有切入存在的本质，没有解读出存在(者)之为存在的终极根源。正如冯友兰所言：“对于不可思议之思议，对于不可言说之言说，方是哲学。”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思议与如何言说，因为西方的哲学思维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思维，主体永远参与于对存在的解读与言说之中，而主体之思维视域只能是局限于有限的时空存在之中，而不能达于作为宇宙整体的大全存在，故其给出的本体只能是部分存在的本体，而不是大全存在的本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