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涉及大学招生的问题在联邦德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特别的关联，这种关联将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得以保持。德国的大学目前正面临着预期中的学生（数量上的）洪流。作为最近这些年的高出生率以及不断增加的高等教育需求的一个结果，德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并非所有的合格申请者都能寻找到一个学习之地的状况——这种状况在1980年代很可能会持续。基于这一事实，大学招生受到了限制（法定限制）；申请材料在不同的学科和大学之间进行挑选和分配。故而，德国大学的问题是“生源膨胀”。另一方面，美国的大学已经将生源膨胀阶段置于身后（从1958年开始直到1960年代末）。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和不断降低的高等教育需求已经导致了一种“衰退”（slump），伴之以某种对教育的幻灭感。这种状况由于财政困难而更加恶化。不过，尽管总体上学习机构过剩，那里仍然存在大学招生的问题。存在地区性或部门性的（教育）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样也有问题涉及到每个申请者是否能够寻找到将为其提供成功的未来职业前景的研究科目与研究机构。基于德国联邦宪政法院最近基于法定原则的司法决定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处理的诉讼，比如Serranov.Priest或者Defunisv.Odegaard，关于录取问题的不断增长的宪法相关性变得日益明朗起来。在此意义上，对“宪法与高等教育录取”这一主题的比较研究就不再需要进一步的正名了。通过德国联邦宪政法院基于法定原则的司法决定（限制不合资质的录取）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处理的诉讼（对来自少数群体的申请者予以优惠待遇），高等教育入学问题上日益增长的宪法相关性变得特别明朗起来。两国的宪法——联邦德国制定于1949年5月23日的《基本法》以及美国于1789年9月17日批准通过并迭经修改的《宪法》——都建立在关于HYPERLINK"http://gwy.yjbys.com/"\t"_blank"国家之根本特征与目标的相同本质的决定之上。联邦德国和美国都是民主的联邦制国家，致力于追求公共利益，通过表达为分权原则的法治原则（首要的是由一个基本人权清单来保障）来确定政府形式。本文将回顾两个国家的大学体制（尤其是录取制度），并分析宪法是如何适用到高等教育录取的关键问题之上的。本文将在比较（宪）法中展开可靠的调查研究。一、学校体系、大学体系和大学招生大学招生的历史发展只是一个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关注质量问题。大学招生通过大学HYPERLINK"http://biyelunwen.yjbys.com/"\t"_blank"毕业的方式成为了学校领域（直接）和劳动市场（间接）之间的纽带。故而，从教育政策的观点来看，大学培养人才的能力就依赖于这种联系两端的纽带是否相对牢固或者富有弹性。这一结论将进一步导致这样一个问题：谁对学校和大学的体系负责。如果是国家（包括其分支部门）负责，那么大学招生程序在相对较高的程度上就由宪法、制定法和法律决定。这使得无论是在实体层面还是在程序层面，获致一种针对录取和毕业问题上的供求多样性的弹性化适应机制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如果学校和大学体系是私人控制的，进而如同经济领域一样遵从市场状况，那么此一事实将强化整个体系的自治权力，尤其是增强录取程序的调适能力。不过同时这也将引发国家来管制市场权力的滥用：例如通过支持和帮助那些处于弱小竞争地位和社会性劣势中的人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在此意义上的，由国家来实施还是由非政府权力来实施，其教育容量的规划必然是不同的。进一步，关于谁来制定高等教育录取的标准和条件以及谁来控制课程、HYPERLINK"http://gwy.yjbys.com/"\t"_blank"考试和评分的问题，就取决于高等教育主要是一种公共责任还是一种私人责任。1.德国大学系统德国的学校和大学体系本来都是州立的（学校体系在狭义上是“州立”的，考虑到那些自治之下的相对较大的地区的大学，就是“社区所有的”）。在一方是自由和宽容（“市场”模式）另一方是正义和平等的冲突中，教育和科学研究——尽管是基于私人动机发展起来的——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成为了政府活动的一个领域。私立学校和大学体系仅仅扮演一种边缘性而非竞争性的角色。只有少数私立的、教会运转的大学提供特别的研究；这些机构有着在社会福利领域提供教育和培训的悠久传统。根据大学的不同规模和类型，政府负责提供大学的所有物质设施。通过对大学的监管以及政府在特定学科（法律、教育等等）设定的考试规章，州政府也能对学习内容施加影响。最后，州政府还管制录取的先决条件以及上述学科的大学毕业考试。大学自治被主要限制于研究和指导的内容，并参与学校设施建设的规划。“法定限制”的压力、有效教育容量使用的必要性、完成学位的时间限制等等因素导致了州政府机构更强的管制性影响。在教育容量不足的情况下，私人的角色就逐渐从一种自由选择研究科目和地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