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丛书零本的收藏辛德勇收藏中国古籍，重视单刻而忽视丛书零本，这是一般的规则，也是藏书人比较容易把握的尺度。人们之所以遵循这样的规则，主要是因为严格地说，与完整的成套丛书相对应，其中某一部零种，只能算是残书，而残缺不全自然就缺乏足够的收藏价值。若干年前，北京琉璃厂初办古籍书市的时候，很多清代常见丛书的零种，包括康熙时期刊刻比较精良的《通志堂经解》、《西河合集》等，都以一两块钱一册的价格成堆地抛售，就是基于这样的道理。另外，丛书零种往往常见易得，物以稀为贵，入藏愈加容易，收藏价值便随之愈为下降。然而，由于自宋代以来，相继刊刻过大量丛书，其中每一部书的刊印情况，各不相同，难免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地方，使得某些丛书零种，具有较高收藏价值；只是由于丛书数量庞大、内含书籍种类繁多，通常在收藏时很不容易把握。在丛书零种中，值得普遍关注、也最容易收藏的种类，是丛书汇印之前某一零种的初印本。由于一部丛书当中要包含有很多种书籍，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在短时间内集中刻印成书，所以，每一刚刚剞劂峻事的初印本，往往与最终的汇印本，在文字内容上会有所不同：或者是后来增添有序跋等附件，或者是作者对初印本又做有文字改订；即使文字内容略无差异，最初单行印本的字痕、墨色乃至纸张，一般都会明显优于后来的汇印本，这本身就具有值得收藏的独特价值。在谢国桢先生的《江浙访书记》中，收有一篇《谈鲍氏<知不足斋丛书>刻本》的文章，谈到鲍氏刊刻的三十集巾箱本《知不足斋丛书》，随刻随印，“其刊印至三十集时，初刊诸集，字迹已经模糊，且有触清廷忌讳者改订之处，已失其真”，故“初印单行本，字迹清晰犹可保存其本来面目，甚可贵也”。谢国桢先生还谈到，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从友人处得到“初印本初二集八厚册毛边纸印本，版心小而天地头宽大，字迹开朗而纸墨精洁”，此书后来随同先生瓜蒂庵所有藏书一道，捐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多年前我在那里供职时，每每得以摩挲赏鉴，确实堪称佳品，寻常汇印丛书本与之绝然不可同日而语。又如我所见邵章旧藏《顨轩孔氏所著书》当中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虽然在内封面上的书名下面镌有“第一种”字样，知原本即是作为《顨轩孔氏所著书》首种书籍上梓，但此本开卷可见墨色黑亮如漆，字字刀锋清晰爽利，显然是书版刻成后最初的印本。是书卷首开列有丛书篇目“顨轩孔氏所著书凡六十卷”一页，为后来汇印本所少见；又后来的汇印本卷首载有阮元所撰序言，则为此本所无，知刷印此本时阮氏序文当尚未雕版。像这样的印本，不仅不宜再以丛书零种视之，甚至比普通的单刻本还更值得珍重。与此有些类似的是，还有一些丛书，虽然全套丛书大体同时刻成，但其中有个别种类，先后印本差别很大。对于这类丛书，若是无法得到较早的成套丛书，能够得到其中别具特色的零种，也很值得庆幸。譬如汇刻清初学术宗师顾炎武著述的《亭林遗书》，其中的《亭林文集》，顾氏门人潘耒在刻书时，误将亭林先生抄自文献通考的一段文字，以《读隋书》为题，收入文集当中，书版刻成后刷印无几，潘耒即发现这一疏误，立即做了替换，因而这种带有《读隋书》的《亭林文集》，便极为罕见，即使遇到零本，也一定不能放过。收藏这类丛书汇印之前的单行印本，或是丛书初印时某一具有特色的零种，都需要积累一定的经验，甚至对各种丛书的刊印过程，还要具有一定了解，但也有一些丛书中的单本，几乎不需要任何预备知识，就能够很容易地辨识出它是较早的单行印本。这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梓行者在书上留有很明显的标识。如杨守敬在日本刊刻的《古逸丛书》，其每一1种在东瀛印制的初印本，都是用日本美浓纸或是国人称作“日本皮纸”的和纸刷印，并且在卷前护页上钤有“星吾校字监栞督印记”朱文方印，在内封面书名下面的“古逸丛书之△△”字样下又钤有楷书“单行本”朱色木记，只要智力没有太严重的缺陷，展卷便可清楚知晓。另一种情况是因书版尚未雕镌剔削完毕而留有较多墨丁或是讹字、残字的试印样本。这种校字用样本，根本不用考虑它究竟是丛书零本，还是单行刻本，收藏的价值都完全一样。如果一定要在丛书与单刻二者之间做出区别对待的话，反倒是某些形式或内容比较特别的丛书、或者是规模比较庞大的丛书，由于在文化史上或是文献学史上影响特别重大，它的试印零本，有时会具有独特的价值。比如，我曾见过一部武英殿聚珍版《山谷诗注》的试印样本，卷中讹字累累，已由司职校勘的官员校出，并钤盖粘贴改订后的正字。这是研究《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活字印本制作工艺程序的绝佳实物，可遇而不可求，比时下古籍市场上大受追捧的什么开化纸印本、连史纸印本乃至钤盖宫中御玺的印本，都要珍贵很多，极有收藏价值。又如清代曾分别于康熙和嘉庆年间两度刻印《道藏辑要》，这是道教典籍汇刻史上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