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在《文学评论》96年第6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似乎是可看作是“21世纪中国中心论”的开山之论。我想起鲁迅先生说过“专家们的话多悖”：“悖在以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哪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季先生本是梵文专家，现在却要对自己也公开承认“不甚了了”的东西方文论发表“宏观”的指导性指示，那是免不了要“悖”的。即使“悖”了也不影响季先生仍是迄今为止的一流梵文专家，只不过是偶尔忘乎所以，闹了笑话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名人也不能免俗。关于季老近些年来发表的许多超越专业的高论，尤其是著名的“21世纪中国中心论”，持有批评意见的并不在少数。我手边有余杰的一篇《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论》，收录在余杰所著《铁屋中的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一书中，是我所见的文辞最为犀利的批评，我想把这篇文章推荐给老师看。余的思想未必最有见地，却是在众多批评声中唯一对学界泰斗和权威季先生指名道姓公开对话的，故而得到我特别的偏爱。在中国，触动权威是需要勇气的，相信老师也会同意这点。总体来讲，我对鼓吹东方文明的做法表示反感。我觉得也许季老真正关注的是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盘点和对西方现代弊病的反思，其高度不是我能一时领悟的。问题是在学习思想史的时候，有一种倾向是我很不能接受的。这倾向不仅存在于季老及其门下的言论，也常在我们身边上演。这个倾向就是：国学大师们不断从古代思想家中寻找并摘取一点符合现代要求的因素，然后将其牵强附会的作为东方文明领先世界的证据。具体点解释，就是切割掉一个思想家所从属的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语境，将他的个别词句比附为另一种时髦或流行的思想观念。其极端的表现形式是：口号代替了思想。例子很多，就比如说我们刚接触到的“天人合一”。我觉得，在思想史上，我们不该用后来的思想去解释先有的思想，而是应该相反。例如，我们不能用孙中山的思想去解释孔夫子的思想，不能用基督教的思想去解释犹太教的思想。即使在西方，恐怕也不会有学者说，在古希腊已经有了市场经济的思想。我找了些的著述，似乎能判定这种比附的手段应是从清末延续至今的。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于，它消除保守的中国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反对，增强民族自信心，更顺利地引进现代的价值观念等等。但这些合理性只是社会学、政治学或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合理，而不是思想史上的合理。实际上，这种研究思想史的方法目的似乎也在另外一些“宏伟”的事业上。在当代，强调孔子的儒家思想有助于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除了是暗示另一种发展方案或现代化模式外，还能是什么？它根本无法使我们看到孔夫子对中国人生存状况的深层焦虑，以及这种焦虑所产生的思想的复杂含义，更无法使它真正成为现代思想产生的养料和资源。这种研究方式充其量是使大家相信我们也能现代化，我们也早就有了现代的思想和要求，却无法使我们去面对现代的思想问题。（也许此时，我们又会去求助古人的思想，再来比附一番。）最后一个搞笑的结果是：思想史变成了预言史，早先的思想家一直在为当今社会的到来做准备，甚至早就为我们遇到的难题开好了药方。——这实在是违背了思想史的逻辑，而且是在对历史施暴。我的结论是，这种“比附”的倾向是在有害无益，至少我能举出两条害处：往小了说，这种手段太容易操作了，方便了少数沽名钓誉之徒哗众取宠，或一鸣惊人；往大了说，它极容易将活生生的思想变成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不知姚老师以为然否？本文大量参考《现代中国思想研究》张汝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