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的解析论文1生态学理论与文学现象的自然融合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呈现出极度繁荣的局面，各种批评方法或理论标新立异，不断涌现，以空前的速度繁殖，在数量上远远地超越了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这被学者称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盛宴狂欢”。在这种西学思潮影响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也如影随形，一方面带来了一定的新变和某种程度的繁荣，但在借鉴和运用时也出现了生搬硬套、不切实际的痼疾，尤其是用西方现代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这种油水两层皮的缺陷便显得尤为明显，也屡屡为学者所指摘和责问。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之中，正如党圣元先生所云：“理念先行，会造成赶理论时髦的倾向，导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形出现。赶场式的理论研究，不加转换的生搬硬套，生涩地移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当下文学研究中的突出弊端。”“我们在借用生态思想来从事研究的时候，必须注意到‘生态’一词的概念及其内涵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界的存在状态，整体系统的观念被移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范围和对象必然会发生改变。”《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在借鉴和运用西方现代理论时，作者深刻地注意到并有意识地避免因此而带来的弊端，通过阅读生态学的有关资料文献，把握生态学的研究规律，在全面厘清生态学学科的相关学理原理的基础上，对诸如生态、生态学、生态环境、文化生态、文学生态等概念具有了明晰的认识，进而确定自己的研究方法，即“试图通过隐喻的方法，用文学生态作为一个系统，去感悟文学现象，体验文学的灵动，以复原文学的精神，文化圈的关系性，恢复文学作品与阅读的整体性，把握文学生长的有机性”。也因此，全书除了在绪论及各编之前对文学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概念范畴、研究方法等作了或全面或简短的阐述之外，具体到整个行文中，并不频频地把生态理论生涩地运用和穿插到文学研究之中，而是自然融洽地把西汉文学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水乳交融般地结合起来。当然，这并非是说理论上的模糊不清，相反，作者在各编及各章主题之中都鲜明而准确地标示出文学与生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即文学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文学与生态系统的平衡以及生态因子对文学存在的影响。而把所谓生态环境、生态系统、生态因子以及适应、平衡和生存等最能代表生态学理论的概念范畴作为纲领，高屋建瓴地纳入题目之中，亦避免了在行文中理论的'生硬套用。这显然是作者有意地避免近些年文学理论研究的弊端，如称“文学理论研究或借助国外的学术话语进行翻版，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语义学、现象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或把文艺理论撰写成程式化、模型化的教科书”。为此，论著从政论散文对政治的适应，西汉赋、乐府对物质经济的适应，文体对礼制的适应等方面论述西汉文学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同时，在论及西汉文学与其生态系统平衡时，又选择历史散文与政治、文论话语与经学、歌诗与音乐文化诸关系予以分析，具体而深刻地阐述西汉文学与其“生态环境”的关系。2生态学理论手段的恰当运用生态学视野下的生态理论运用只是做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观照手段，最终的落脚点仍旧是回归文学。运用西方现代理论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常常会出现的一个通病就是，大多理论游离于文学之外，就理论而谈理论，在处理二者之间的轻重主次关系上往往本末倒置，不能够以文学为本位和回到文学本身。正如该书引的南帆所言，“所以有学者批评文学理论撇下文学享清福去了”。这也体现在文学生态学研究上，如党圣元先生所指出的：“以生态思想贯穿文学和批评，要警惕由此带来的理念排斥诗性的弊端，避免让文学成为生态说教的范本，而忽视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属性。”同时提到“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还是需要回到文学本身。”该书作者亦警醒地看到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对文学作品的诸要素进行抽象的理性升华，而没有像禅宗直指人心那样去直指文心”“尽管其中贯穿着或填充着众多作家及其作品的实例，但似乎还不能说明为什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也因此，正如书名所谓“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一样，其重点在“西汉文学”，所以全书三编九章所研究的都紧扣西汉文学的各种文体诸如政论文、奏议文、诗、赋、乐府、历史散文等，用生态学理论工具进行详实具体分析。如论著以“生态适应”的理论为工具，分析政论散文对汉初政治治理需求、西汉中期集权政治、后期衰败危局等不同生态环境适应的不同状况，既有理论的科学性，又能体现分析文学现象的具体性。再如，论著恰当运用生态学的理论，还就奏议文对策略“饥饿”、无为政治、有为政治、衰败危局等不同的生态环境有着不同的适应表现。这些都从文学自身出发，抓住了文学的本质属性，是理论对文学的深度解读，而不是以文学屈就理论。这正体现了吴秀明所称的“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它引进生态学而又要保持文学自身的特点，还要经过艺术特殊化”。3理论分析基础上的规律探寻用理论对现象作一分析，其目的是发现并把握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