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理想人物杜少卿的形象塑造一、处值得注意的互文关系余英时指出:“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份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此外便别无可靠的保证。”[1]这跟班德所描述的人格主义观念有相似之处:城市知识份子所面临的问题相当清楚。怎样才能在一个充满了陌生人的社会里获得知识份子的权威呢?怎样在中世纪城市的异质性里寻找到一个共享目的、标准和话语规则的知识份子共同体呢?在那些大城市呈现的互异而匿名的受众能够组成一个可行的话语共同体吗?……比彻对知识份子在城市的威信和影响的探寻上,最重要的贡献正是他人格主义的观念。他告诉他耶鲁的学生,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成功地“打开了你的听众的心”。在比彻的影响下,正式的话语溶解到依赖个性和显现深层暴露的人格主义当中。他的说教和演讲是“熟悉的会话”;不是分享知识份子的意图或传统,而是同情,为城市受众提供了一块公共场地。“我致力于使他们感受到我的人格。”[2]基于这种认识,小说中的“贤人”“真儒”对圈子的选择是很谨慎的(比如庄绍光就“不肯妄交一人”)。《儒林外史》各个部份之间的连缀,实际上也是“圈子”的变化。不同圈子之间的交集十分有限,这使得所谓的“大名鼎鼎”之人很难在其所处的圈子之外获得影响力(做一番“莫愁湖大会”而“名震江南”的杜慎卿大概是个特例)。而且,从小说的人物语言来看,言过其实几已司空见惯。比如“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之权勿用,“高踞诗坛”的赵雪斋,“江浙名选家”卫体善、随岑庵,更不用提严贡生、匡超人、牛浦郎一干人等。这就使我们对小说人物口中的言辞不能不持怀疑的态度。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杜少卿身上无江湖气,却在书中成为江湖传说一般的存在,不能不让人重新推敲一番。值得注意的是对管家娄焕文的介绍。书中借杜少卿之口讲道:“只是收来的租稻利息,遇着舍下困穷的亲戚朋友,娄老伯便极力相助。先君知道也不问。有人欠先君银钱的,娄老伯见他还不起,娄老伯把借券尽行烧去了。”[3]很显然,这是一个与已知文本构成互文性的例子,即为人所熟知的“冯谖客孟尝君”的典故。而这个故事,在《战国策》和《史记》两处不同的文本来源中呈现的风貌互有差异。《战国策·齐策四》是这样讲述冯谖收债经过的: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史记·孟尝君列传》则是这样写的:辞行,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乃多酿酒,买肥牛,召诸取钱者,能与息者皆来,不能与息者亦来,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齐为会,日杀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曰:“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令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诸君强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坐者皆起,再拜。可以看到,《战国策》中的冯谖是一位胆识过人的自作主张者。他向孟尝君询问“何市而反”的用意,完全在置换孟尝君布置给他的初始任务,即收回来的可以不必是“债”,而是“吾家所寡有者”。所以他的举动简单利落,几乎无视孟尝君的命令。《史记》中的冯讙则是一位办事能力很强的下属。他精心布置了收债的程序与仪式,尽最大可能完成了孟尝君交待的任务,同时以一番无可指摘的发言维护了领主在其领地内的形象。所以在两处文本中,孟尝君的形象亦有所不同:《战国策》: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说,曰:“诺,先生休矣。”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史记》:孟尝君闻冯讙烧券书,怒而使使召讙。讙至,孟尝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贷钱于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时与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请先生收责之。闻先生得钱,即以多具牛酒而烧券书,何?”冯讙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无以知其有余不足。有余者,为要期。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终无以偿。上则为君好利不爱士民,下则有离上抵负之名,非所以厉士民彰君声也。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君有何疑焉?”孟尝君乃拊手而谢之。前一处的孟尝君,目光短浅,只知聚敛;后一处的孟尝君则很有城府,先表明收债并非出于一己私欲,而是为供养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