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成文浅议离扬在早期文献中,《禹贡》是除了《夏小正》以外仅有的几份涉及早期技术领域的文献。但《禹贡》究竟何时成文却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传统上《禹贡》被认为是夏代的文献，源于传说中夏朝的创始人大禹。这种观点在现代史学研究在中国确立以前，很少受到挑战。二十世纪初期，以疑古学派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对传统典籍作了重新审视。这次重新审视古籍的成果之一，就是得出了《禹贡》成文于战国时代的结论。其中最重要的证据莫过于梁州贡物中的“铁”和“镂”。因为《禹贡》对早期农业技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很多研究者从多种角度对其作了分析。从农学技术角度来看，《禹贡》中的内容比之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管子·地员》要原始得多。和《周礼·职方氏》相比，《禹贡》的内容也显得更简朴。而从考古发现的一些旁证来看(比如《豳公盨》的铭文)，《禹贡》的成文似也不应晚至战国时期。但面对来自梁州的“铁”证，《禹贡》的成文时间仍然是极其扑朔迷离的一个议题。本文试图从《禹贡》文字本身，对《禹贡》一文中所表达的内容的形成年代作一试探性的分析。一、梁州“夷娄”析梁州的贡物中有“铁”和“镂”，而镂字的本义是坚铁，因此很容易由此联想到钢，由此可以推断至少《禹贡》该部分内容的成文必定在钢问世以后。这是支持《禹贡》战国成文的最确凿的证据，称其为“铁证”可谓名副其实。在人类用铁的历史上，第一种在严格意义下可以被称为“钢”的铁制品是印度的伍氏钢(Wootz)，其出现的年代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初(BC600前后)。稍晚一些，在大马士革出现了两种不同工艺以生产钢制刀剑，一种工艺利用伍氏钢加温脱碳以获得钢(伍氏钢含碳高达2%以上，已进入生铁范围)；另一种工艺利用碳火适当温度下的不完全燃烧对材料表面产生的渗碳作用，采用反复折叠锻打的方法使铁碳合金均匀分布于材料内部。最早的基于伍氏钢的大马士革刀剑见于BC330年亚力山大东征时期。当时的工艺已较成熟，据学者推断，其形成年代均当在BC500前后。反复折叠锻打的制剑工艺，据学者推断，也应在同一时间在大马士革出现。现存最早的一批大马士革刀剑中，两种工艺均可见到。目前中国出土的最早的钢制品是来自长沙杨家山楚墓的钢剑，其年代为春秋晚期。时间和大马士革大致相同。杨家山楚钢剑也是反复折叠锻打，约七至八层折叠，全剑渗碳相当均匀，工艺极其精湛。杨家山楚钢剑显然和汉代“百炼钢”刀有继承关系。以上是世界范围内历史上最早一批严格意义下的钢制品的情况。如果《禹贡》中提及了钢，那么我们可以有很大的把握宣称《禹贡》(或至少有关部分)的成文在战国时期。然而梁州的“镂”真的就是严格意义下的“钢”吗?《左传·哀公元年》引子西的一段陈述：“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更早的《诗经》里也有“虎韔鏤膺”(《秦風·小戎》)、“鉤膺鏤钖”(《大雅·蕩之什·韓奕》)。《诗经》中的两处“镂”字均作雕镂解。《秦風·小戎》的年代不详，应不晚于孔子之时。但《大雅·韓奕》则是名臣尹吉甫赞颂宣王任贤使能及韩侯才能出众的作品，说明至少在周宣王之时“镂”字已作雕镂解。按许慎《说文》：“镂：刚铁也，可用刻镂”。而《集解》在梁州条下所引郑玄注也云：“镂，刚铁，可以刻镂也”。传统以为刚铁为“镂”之本意，而刻镂为引伸义。这在段玉裁《说文》镂字下的注说得最明白。如果“镂”字的本意就是“刚铁”的话，那么宣王时作雕镂解的“镂”字出现，只有“刚铁”已经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因为要实现从“刚铁”之“镂”向雕刻之“镂”的词义转变，必须“刚铁”有相当程度的普及才可能。如果“刚铁”可以被认为是钢的话，那么《大雅·韓奕》中的“鉤膺鏤钖”岂不是可以看成在公元前九世纪就已经有了钢了？由此可见，“镂字的本意就是刚铁”和“刚铁就是现代意义下的钢”这两个判断中至少有一个是错的。《集解》在《史记·礼记》“宛之钜铁”条下引徐广注曰：“大刚曰钜”。而许慎《说文》也云：“钜，大刚也”。可见在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被称为“大刚”的“钜”。从“大刚”之名可见“钜”要比“镂”更坚硬。如果“镂”是钢的话，那么“钜”就无从解释了。那么“镂”不是钢又会是什么呢？纯铁的性质较软，如果不掺入某种适当的杂质以形成某种铁合金的话，铁的应用将会极其有限。而如果在纯铁中适度加入很少量的碳，铁的性质就会有非常大的改观，这时我们就得到了钢。不过这中间的原理是在现代科技体系形成时期才发现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古人